□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是企業發展和創新的根本驅動力，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若影響或損害了市場競爭秩序，不僅對行業本身，更會對整個市場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損害。

　　□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有時具有兩面性，合法與違法的判別往往是一線之間，非有較強的專業知識和背景，極易發生誤判。由此，對于刑事責任這種最嚴格的法律責任，應當保持謹慎和慎刑的態度。

　　□崔林

　　目前，我國立法上對行業協會的概念尚無明確的界定，學術界較多地將其認定為是同行業企業自發組建的非營利性、自律性、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行業性組織，它以謀求和增進本行業企業的共同利益為根本宗旨。進一步說，從事相同行業的企業往往有大體相同的利益要求，由此使其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標，共同利益是行業協會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根本推動力。

　　限制競爭行為的主要表現

　　就我國經濟和行政體制改革而言，大力推動行業協會的發展，充分發揮其自主自治、自我協調、自我維護的諸多功能已是當今改革進程中必然的選擇。然而，當我們認識到行業協會在市場經濟中發揮的巨大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行業協會上述自身性質使其存在著明顯的兩面性，它既可以發揮促進行業發展的作用，又可能被利用來作為片面維護行業內企業自身利益，限制或排除公平競爭的工具。這是因為，行業協會設立的目的畢竟不是為了保證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為了維護某個行業內特定多數企業的利益。當這些企業的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行業協會首先選擇的往往是維護企業的利益，這會導致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無法實現。行業協會這一負面功能是其與生俱來的，自身無法擺脫的屬性，在現實生活中，此類現象頻頻發生，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行業協會組織成員企業實施限制競爭的行為。

　　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行業協會通過控制價格限制競爭；其二，行業協會通過控制數量限制競爭；其三，行業協會通過聯合抵制限制競爭；其四，行業協會通過分割市場限制競爭。

　　除此之外，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還表現為通過推行某項行業標準排除新產品、新技術的推廣，通過操縱認證制度排擠其他地區的同業經營者進入本地市場，通過協議限制本行業企業購買某項新技術或新設備等。

　　對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是企業發展和創新的根本驅動力，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若影響或損害了市場競爭秩序，不僅對行業本身，更會對整個市場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損害。為規制行業協會這一負面功能，我國反壟斷法增加了對行業協會的特別規定。

　　雖然反壟斷法對行業協會不得從事哪些限制或排除競爭的行為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對違反這些規定應承擔的法律責任規定得尚顯不足。責任是義務的擔保，如果責任制度欠缺必要的內容，義務也無法具有真正的強制性。我國反壟斷法第46條規定的行業協會實施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責任僅是行政責任，根據責任制度的一般理論，責任體系應主要包括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因此，有必要對該法的責任制度進行必要的擴充和完善。

　　首先，對于行政責任，該法第46條第3款規定了行業協會違反該法的情況下，執法機關可以處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然而，相對于行業協會組織成員企業實施限制競爭行為給市場競爭秩序造成的損害，該罰款數額似嫌太少，違法成本過低。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當違法收益超過違法成本，行為人就容易產生觸犯法律的沖動，因此，提高違法成本是防范違法行為發生的有效舉措之一。但是，該條規定的罰款數額僅在50萬元以下，而很多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所針對的市場是區域性或全國范圍的大市場，參與的成員企業獲得的違法收益在多數情況下應當是遠遠超過50萬元的，所以，如此低的罰款數額很難對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產生真正的抑制作用。若要更有效地抑制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應進一步提高處罰數額。

　　其次，對于民事責任，我國反壟斷法的有關規定仍有待進一步澄清。該法第50條規定：“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從此規定看，壟斷行為的民事責任似乎在該法已有依據。然而，何謂經營者？其是否包括行業協會？該法第12條對經營者作出如下的界定：“本法所稱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者提供服務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從該條款中我們似乎應當認為經營者應以營利為目的，因而作為非營利性組織的行業協會不應包括在內。若我們參考同屬競爭法子部門的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來看，我國立法者對經營者的界定也采用了同一觀點，例如，該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因此，經營者應以營利為目的。按此理解，作為非營利性組織的行業協會如果其限制競爭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就無法適用第50條的規定，無須承擔民事責任。如此規定，實為立法的一大缺漏。行業協會如果因限制競爭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理應承擔民事責任，此乃義務責任一致性原則的要求使然。因此，反壟斷法第50條應補充此項缺漏，規定行業協會因限制競爭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最后，對于刑事責任，我國反壟斷法對此未作出任何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增強該法對違法行為的威懾力。參考國外相關法律，例如，日本的禁止壟斷法、美國的謝爾曼法均規定了刑事責任。在我國，許多行業中大型或超大型國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極易出現行業壟斷現象，在這一背景下，建構一定的刑事責任制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有效威懾和制約違法行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雖然對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刑事責任應當作出規定，但不宜過細和嚴格，這一是因為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尚未成熟，對于限制競爭行為的認定尚處在探索之中，如果刑事責任規定過細過嚴，易造成冤假錯案；而另一方面，正如前述，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有時具有兩面性，合法與違法的判別往往是一線之間，非有較強的專業知識和背景，極易發生誤判。由此，對于刑事責任這種最嚴格的法律責任，應當保持謹慎和慎刑的態度，對于公認的限制競爭行為可以規定相應的刑事責任，但對于理論上爭議較多的限制競爭行為，以暫不規定刑事責任為好。

　　總之，在我國目前這種自上而下的在探求市場經濟真諦的制度變遷過程中，深入社會各個領域的行業協會必將日益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分擔政府更多的行業管理職能。我們既要大力推動其發展，又要引導其保持正確的方向。相信，隨著反壟斷法深入和廣泛的實施，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這一負面功能也將得到有效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