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改革的成功推進，意義非凡。計劃之初的優化稅制結構、降低產業稅負等主要目標，雖歷經一些周折，但既定進度悉數完成。這得益于轉型過程中，始終堅持由易到難、由點及面、由淺入深的行動策略。如今，一個具有全方位改革特征、兼顧各方實際利益、考慮經濟社會可承受能力的稅制轉型，已穩步跨入收官階段。回望過去四年，“營改增”絕不僅限于稅制調整，一些具有這個時代改革特征的經驗，值得細細梳理。

我們給占稅收收入比重第一位和第三位的稅種“做了手術”。在有可比意義的統計口徑下，2002年至今的13年，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營業稅，依次位列我國稅收收入比重的前三位，且排序從未變動。其中，增值稅是中央財政的第一大稅種，營業稅是地方財政的第一大稅種。縱然我們有千萬個諸如深化稅制改革、避免重復征稅等擲地有聲的理由，但在這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國度，“動刀”政府主要稅種，難度及風險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從上海試點，到北京等10省市跟進，再到全國推廣試行，地域上的鋪開花了近兩年。彼此之間的“干中學”，成為這項改革留下的經驗之一。

第一次、正式地將“減稅”而非“增支”，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自改革伊始，“營改增”便烙上了宏觀調控的印記。做實減稅降負、促進轉型升級，是“營改增”的主要調控思路。與之對應，1998年和2008年，兩次宏觀調控的主線卻都是大規模的直接公共投資。可以說，我們這次是在動用一種以往未曾觸及、也不太熟悉的方式，間接調控經濟運行。進一步看，減稅規模大小，成為過去幾年評估“營改增”成效是否顯著的關鍵。因為這是真金白銀。而事實上更為重要的是，當中國特色大財政模式步入精細化調控階段之后，有效率地激活經濟已不再是“大水漫灌”——在哪些方面減稅、減稅多少、如何找準減稅時機，方才是本次改革提供的最新經驗。

企業和行業的反饋，很大程度決定了“營改增”的推進節奏及力度。在一個中央制國家里，全國性稅制調整的難度不在于如何推廣到各地，而在于如何縱向地深入到所涉企業和行業。“營改增”顯然符合這一當初預判。從交通運輸業和現代服務業起步，到后來的郵政服務業、電信業、建筑業，以及即將展開的金融業。每一步改革，都經過了充分征詢利益相關方意見，測算稅負變動規模，乃至博弈稅率標準。看得出，此項兼顧滿足公共財政支出需要和減輕企業、行業負擔的改革，旨在實現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宏觀福利優化。這與新建或廢除一個稅種相比，難度完全不在一個量級。經歷了大范圍科學研討、多方廣泛協調以及追蹤式公開報道的“營改增”，體現出不同以往的開放與包容。

以主要稅種改革，助推產業轉型升級與政府間財稅關系調整。增值稅的先進性，業已得到世界公認。問題是，如不能完善增值稅鏈條，其稅收中性特征將大大折扣，甚至會誤導產業發展。步入中低速增長期的中國經濟，正面臨再造經濟增長新引擎的艱巨任務。為集成智力創新的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打造適合其發展的稅制環境，十分迫切。放置在此高度的“營改增”，直指助推產業轉型升級的總目標。此外，政府間財稅關系調整，一直困擾著新一輪財稅改革。“營改增”將原屬地方的營業稅，變成了新的增值稅。中央與地方稅權調整很可能將借此啟動。特別是在新預算法頒布實施之后，沒有了主體稅種營業稅的地方稅體系該走向何方，值得關注。或許，這一領域的改革大幕才剛剛被“營改增”掀開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