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來，歷屆三中全會均以經濟改革破題。經濟改革能否“四兩撥千斤”，推動政治、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人們紛紛聚焦經濟改革的方方面面，以資源要素市場改革為抓手的制造業，以匯率利率改革為代表的金融市場，再到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財稅體制、收入分配、土地制度改革，每一個領域的改革都足以引起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

　　當前，地方隱性負債、土地財政等問題已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其根源是中國省級以下財政體制至今不能實行分稅制，討價還價色彩濃厚的分成制與包干制仍在部分地區不同程度存在。近年來，財稅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響，普遍的共識是“財權事權對等”。

　　分稅制改革不徹底?

　　目前，財權方面，消費稅、車輛購置稅、關稅等稅種由中央統一征收，而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等稅種則由地方稅務系統征收。與此同時，原本應由中央負責承擔的一部分事務，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

　　“收支不對稱的問題，加之轉移支付制度也存在一些問題，就催生了土地財政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超愚說，即地方政府通過賣地來彌補虧空。此外，為了維持地方經濟發展，地方政府又通過融資平臺等方式進行借貸，導致對于地方債務過重的擔憂不時被提起。

　　鑒于地方政府“錢少事多”的情況，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袁緒程提出，財稅改革首先要通過中央上收事權，完善原有分稅制。華融證券市場研究部宏觀分析師馬茲暉說，“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步先讓中央承擔社保、醫療和教育這三塊。”

  房產稅開征仍是長期目標

　　海通證券的前瞻報告則提出了一份改革時間表，短期之內實現財政向民生方面傾斜，在中期完成中央將社保等事權上收，并在一二線城市推行房產稅，最終在長期形成以房產稅和消費稅為主的地方主體稅種。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推行的房產稅不能簡單照搬美國的普遍征收模式，而是只能堅持調節高端房產的思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在今年初的2013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表示,土地財政不可持續，但通過征收房產稅可保證地方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馬茲暉表示，稅種調整涉及征收結算等多個環節，可能會在十八屆三中全會至明年“兩會”這段時間形成政策方向并逐步落實，但預計將在兩三年內逐步推廣。此外，鄭超愚建議，應該進一步規范化和科學化轉移支付制度。

　　政府性債務問題有多嚴重?

　　地方債是否可控?這是一個社會各界非常關注的問題。一方面地方政府事多錢少，債務絕對值瘋漲;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各類“特殊目的機構(SPV)”進行融資，是否存在隱性債務、隱性債務有多少，答案仍未明晰。

　　從8月1日起，審計署組織各級審計機關對全國五級政府的政府性債務進行全面審計。上月底，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表示，該項審計尚未結束，但中國有能力應對政府性債務問題。劉家義表示，中國的政府性債務可從三個方面考量，首先是政府債務“用到哪里去了”;其次應該考慮政府性債務支出后形成的究竟是優質資產還是不良資產;最后還應該看對債務的償還能力。

　　華融證券市場研究部宏觀分析師馬茲暉和中國人民大學鄭超愚教授都表示，中國的政府性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夸大了。鄭超愚介紹，政府性債務主要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公共服務兩個領域，生產性投資可在未來帶來優質資產，優質資產產生的現金流能夠償還債務。而馬茲暉表示，外國大量政府支出用在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是剛性支出，一旦債務問題惡化，支出很難縮減;而中國的大量債務用于投資，剛性較低，債務問題若是惡化，可以隨時收縮。此外，與西方政府不同，中國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資源和優質資產，可以應付政府性債務問題。

　　對地方政府性債務包袱太大的憂慮，可能導致投資放緩，進而導致經濟增速下跌。鄭超愚表示，由于擔心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今年上半年地方的投資建設規模有所收縮，直至第三季度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才有所放開，這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經濟低迷時期，最怕的就是地方政府不花錢，所以要想辦法讓地方政府能花錢。”鄭超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