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面試熱點之深圳取消“城管外包”

【背景鏈接】

深圳的城管外包，這些一度被認為是創新機制，但由于部分成員涉黑被披露，所以遭到了廣泛的質疑。根據深圳城管局法規處一負責人的說法，在兩周左右的時間內可能會出臺新的政策來取代原來的城管外包，或者先取消了再說，這樣一來運行了5年之久的深圳城管外包的制度有可能退出舞臺。

[深入分析]

城管的職能

城管的職能，一部分是服務性的，如園林綠化、市政設施維護等；另一部分是執法職能�；鶎映枪懿块T作為執法的主體，其執法職能是法律法規所賦予的，執法權是不能外包的。于是，“城管外包”只外包了服務事項，執法權并沒有外包，這樣的改革探索原本旨在解決人力不足的難題。但在實際操作中，哪些屬于“服務”，哪些屬于“執法”，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界限，，這引發了不少問題。城管協管員不具有執法主體的地位，發現有違反城市管理法律規定的各種行為，只能教育，督促。這也導致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遭遇困境，與街頭打游擊的小商販屢屢上演令人瞠目的戲碼，甚至發生“血案”。而缺乏相應的監管機制，又致使原本的服務外包時常夾雜越權“執法”。

城管外包的危害

城管外包，也為行政部門提供了推卸責任的空間。原本各個城市管理職能部門不愿管、管不好的“苦差事”集中到了“城管”。而“城管”又把“苦差事中的苦差事”轉交給了城管協管員。與街頭打游擊的小商販屢屢上演令人瞠目的戲碼，故而常常激發社會矛盾。但發生問題后，有些行政管理部門就以涉案人員是“臨時工”為由，將原本自己要承擔的責任推卸干凈。漸漸地，“臨時”、“外聘”成了不無冷幽默的語詞。

城管的外包，也必然帶來“執法權”的轉移：一群未經充分篩選、嚴格訓練、考核上崗的“社會人士”，輕而易舉地獲得了罰沒、罰款、報批等權力�，F實情況下，一方面“外包人員”只能從職能部門領取極微的薪酬；另一方面，他們卻手握著能量十足的權力。那么，便存在這樣一種風險，城管外包會否異化成，“外租執法權，并默許其人用以謀利，從而換取他們甘愿廉價服務。

城管外包，走市場化之路，某種意義上，的確能夠應對人力嚴重不足的現狀。但是面對城市管理的難題，基層城管部門不能簡單地從自身的行政執法便捷性出發，一包了之。從深圳城管外包服務公司的實踐看來，城管“外包”在準入機制、日常監管等方面存在嚴重缺陷，潛伏重大隱患。連城管職能也外包出去，且又缺乏相關的監管機制，只會導致公權力被濫用，激化矛盾，于社會有害而無益。

[各方觀點]

將更多“政府職能”剝離，甚至轉給社會力量接盤，對促進就業、壓縮成本、提升效率都助益良多。但，有一前提總不該模糊，即“職能外包，永不應伴隨公權的附送”。

——然玉

所謂的城管外包，就是政府甩了包袱，企業撿了便宜，一群沒有執法權的人戴上了大蓋帽。城管外包導致的直接后果：給管理造成了混亂，給法治造成了傷害。

——俞柏鴻

工程外包，公安外包，城管外包，都出問題。如果缺乏人手，不是有那么多的大學生失業嗎？

——吳應

城管本身就是個棘手的話題，如何搞最好，各城市均無最佳的辦法，深圳把城管外包給公司，可以試試。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線，本身就具備試驗田的作用，社會有很多東西，未見過，未試過，可以試試！

——南山樵

[如何應對]

總結如下應對措施：

在社會管理方面，城市需要管理，管理需要創新。“城管外包”，責任外卸，顯然是“偽創新”。要做到真創新，一方面要以疏代堵，以更多的便民、惠民代替簡單、粗暴的禁止，讓公眾感受并理解城市管理者的苦心、善意，進而轉化為行動支持城市管理。一些地方開辟專門場所，引導流動攤檔入室經營、規范經營，便是以疏代堵的公共管理案例；另一方面，多施仁政，惠澤百姓。仁，不僅表現在城管執法過程，更人性、更溫柔，還體現在富民政策上，讓百姓更富足、更文明，從而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

在政府購買服務方面：政府一方面要設置購買服務的準入機制，強化對資質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計劃制定相應的政府規章制度，規范服務外包行為，要密切監管服務質量，制定階段性的驗收。

在城管制度與素質方面，城管執法人員要在自強素質、提高執法水平和公信力上下工夫。要對現有城管制度進行完善，最大限度降低城管負面影響，提升其執法效率。一個執法部門，首先應該將其權力限制起來，也就是城管的權力半徑應該受到規范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