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大一、大二4個學期的英語考試一次都沒及格，也沒有通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按照學校的規定，成都理工大學大四學生邵周成將拿不到畢業證和學位證。但他沒有想到，因為該校教學督導組組長姚圣國在例行畢業論文答辯的抽查中發現了他的優秀，他被舉薦破格獲得特授學位。（7月20日中國青年報）
　　這是一個乍看起來很“伯樂”的故事：一個優秀畢業生，在英語上屢屢兵敗麥城，卻終于在校方慧眼之下，突破制度，獲得學位。對于身陷行政化僵局的中國高等教育而言，這一步確實殊為難得，也無怪乎有網友評論，“成都理工大學為畢業生做了一件難能可貴的、負責任的事情”。“可貴”與“負責”的褒賞，說白了就是對破格舉薦人才的致敬。邵周成的才學，足以對得起一紙本科畢業證與學位證。來源：
　　若不是另外的兩個細節，這個故事堪稱“完美”：一是關于邵周成特授學位的公示上網不到兩小時，就有另一位大學英語四級沒過的校優秀論文作者，希望享受到和邵周成一樣的待遇；二是促成此事的教師坦言，如果邵周成拿到學位后只是忙于找份工作，無論貧富，我都做了一件錯事。這是兩個無法被忽略的細節：于前者而言，如果邵周成的特例，不能因循成一種制度，那么，對于等同于邵周成、或優異于邵周成的同學而言，顯然就有失公允；于后者來說，校方顯然寄望于這種“特例”能帶來社會價值，而不僅僅滿足于自我價值的實現，那么，“特授”顯然就是一種附條件的“糖果”，是恩賜、是額外獎賞，而不是穩態的權利，不是你學術能力應得的證明。
　　我們常說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人才不是天上掉的餡餅，如果沒有不拘一格的人才認定，市場環節又如何消費得上不拘一格的人才？從這個意義上說，成都理工大學教學督導組組長姚圣國所寫的《對特別的學生我們最好不放棄》一文，既是民意與歷史所趨，又是教育規律的內在要求。但問題是，如果沒有制度兜底，靠良心與機遇的“不拘一格”，何嘗不是另一種自由裁量的權力？這些年，我們對高考加分與舉薦制度的詬病，顯然不在于其良善初衷、而恰在于令人浮想聯翩的“自由度”。
　　盡管高考制度備受詬病，但沒人懷疑它是“最不壞的一種選擇”；同樣的，盡管英語四級考試與學位掛鉤是莫名其妙的制度，但倘若可以任意突破仍難免對公平的質疑。陳寅恪先生認為，大學當培養“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然而，公平正義是獨立與自由之上的秩序訴求。成全一個優秀的邵周成、還是矯正失衡的制度，這是“特授”之后亟待反思的現實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