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是一個結，一個千絲萬縷的死結。經過了上一周的焦頭爛額后，這個星期郭臺銘先生拿起了“亞歷山大帝的寶劍”，蠻不講理地想要將這個結直接砍掉：加薪3成，6月1日起。同樣是加薪解決方案，在經歷了幾次反復后，本田汽車零部件廠罷工事件以提薪24％結束。

    加薪當然好，但我們對數量的理解很有趣，比如相對值和絕對值，大家就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加薪30％，你會叫“太棒了”，漲薪300，你就會嚷“太少了”，不是嗎？考慮到富士康一名普通員工的基本工資只是區區900元，漲30％和加300元就是同一個概念，但得到的卻是不一樣的驚詫。

    不過，讓我驚訝的還不是漲太多或漲太少，我驚訝的是漲薪竟然可以成為理所當然的首選。以前要想漲個工資，不是千難萬難嗎？既然以目前的工資水平，想去富士康上班的人還要擠破頭，理論上有必要大幅加薪嗎？

    還有，在我們的概念中，中國的代工制造業鏈條上每一環都是繃得緊緊的，不是常說人民幣升值是不可承受之重嗎？加薪就不重了？無論多了少了，富士康多出來的30％或者300元錢，郭臺銘先生要從哪里摳出來呢？

    看得見的有三條路：第一條，郭先生既然是首富，那就讓點利吧，給員工一點“共同富裕”，空間原來還是有的，富士康自己也承認加薪30％未必會對財務業績構成重大不利；第二條路，這不是我想到的，是全國人大財經委提出來的，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女士打頭陣，方案是給富士康這樣的競爭性行業減稅，減稅所得給工人漲工資；第三條路，也不是我敢想的，是聽說的，說蘋果這個市值超過微軟“富得流油”連喬布斯都覺得有點不真實的公司，準備在代工費里多讓一個2％出來，好讓富士康給員工漲工資。

    結果如何，無論是老板，還是政府，還是客戶，都認同了一點：長期以來的勞動力的低分配比例是不可持續的。一項數據表明，勞動報酬在中國GDP中所占比重從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區區的37％，而后一直停留在這個低水平。不可持續，已經是老生常談，政府喊得再多也沒用，企業自發行動才有效，從富士康和本田事件上來看，“當事人”終于是上路了。

    蛋糕就這么大，要從上面三條路上給勞動者找錢，無可厚非甚至應該理直氣壯，但是以前即使有人這么想，也沒有人這么講，這么做。“漲薪三成”給我的最大驚詫是，原來這些都可以來的那么直截了當，自然而然。真正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當然不是說跳樓事件和罷工事件自然而然，而是說不相信這些突然事件有什么扭轉乾坤的力量，我倒覺得富士康和本田事件更像是某一種大變化的“催化劑”。什么叫做催化劑？就是加快反應的東西。在各種“拍案驚奇”的事情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什么特別的方向性轉變，所不同的只是速度。

    富士康事件，現在就是這樣一個觸媒。北京市已經宣布7月將上調最低工資標準20％，上海要求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華夏時報》記者在深圳也得到了不少代工企業準備跟隨富士康漲薪的消息，而人保部工資所的所長已經開始明確在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加薪，至少在這個星期看起來，已經成為了“中國制造”的大勢所趨，不會也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大幕已經拉開了。

    富士康事件，還不僅是一個加薪的觸媒，它還加快了原來就已經潛在的正在進行中的幾個大事件的“化學反應”速度：一個是收入水平的調整，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調整；一個是產業轉移，從東南部沿海轉移低端制造業到中西部；一個是GDP結構轉型，從投資出口拉動到消費拉動。

    其實，富士康早就有漲薪的壓力了，此時漲薪正是順水推舟。富士康還準備加速工廠向中西部轉移，降低生產成本是一方面，讓農民工在原地就業是一個結果，中西部的生活成本要比長三角、珠三角低得多，更不要說留在家門口的好處，少一個留守兒童就是解決了一個家庭的問題。還有，漲薪后的富士康員工，要拿這30％或300元錢來做什么？只要漲薪是長期的、穩定的，他們很可能會把錢花掉，改善點生活條件。

    花掉，正式說法應該是消費掉。以前，十幾年的增長，靠的是農民工作為低價勞動力參與國際分工鏈條，一分一毫地把GDP給堆出來，以后，幾十年的增長，還得靠他們作為消費者搞活中國國內的需求。今后的GDP，不靠富人的奢侈品消費，也不靠炒房炒股，能依靠的正是這些最廣大的勞動者的消費改善需求，以及他們改善自己居住條件的需求。

    城鎮化，就是要他們住城里的房子，逛城里的商場。

    今天富士康和郭臺銘，怎么都讓我想到100年前的福特汽車和老亨利。福特。老亨利。福特在工業化大生產上開創了的三個標志性事件：創建了流水線生產；給工人日薪5美元工資；最后還有和工會對著干。郭臺銘100年后，搞得還是流水線，工資嗎，該漲就得漲。

    老亨利-福特讓自己的員工買得起自己的T型車，如果，郭臺銘也讓自己的員工也用得起iPhon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