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新聞1+1》11日報道，5月6日富士康又發生了一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這已經是今年1月以來的第七起。前面的六起依然歷歷在目：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時許，富士康19歲員工馬向前死亡。警方調查，馬向前系“生前高墜死亡”。

    ?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龍華園區，新進女員工從3樓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樓受傷。

    ?2010年3月29日，龍華廠區，一男性員工從宿舍樓上墜下，當場死亡，23歲。

    ?2010年4月6日，觀瀾C8棟宿舍饒姓女工墜樓，仍在醫院治療，18歲。

    ?2010年4月7日，觀瀾廠區外宿舍，寧姓女員工墜樓身亡，18歲。

    ?2010年4月7日，觀瀾樟閣村，富士康男員工身亡，22歲。

    從這幾起跳樓事件來看，它們的共同特征是，死者年齡在18到23歲之間，都入職富士康不久。

    前者說明今天的年輕人的抗壓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出生的更為明顯，因為他們這一代人更要自尊，更有夢想，自然壓力也就更大，同時由于缺乏挫折教育，于是異常脆弱。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或許應該在中國的教育上去尋找最終的答案。

    后者就說明富士康的管理或企業文化有問題，它把人當成機器使喚的管理在過去可能還能和諧，但是對于新生一代的人而言，或許就顯得很不和諧了。有夢想、有自尊的年輕人碰到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自然就容易產生絕望，絕望之時便發生了那些驚人的一跳。

    富士康作為全球代工大王，自然有必要讓我們去思考代工的問題。所謂代工廠，簡單講就是代人加工的工廠，它們沒有自主的品牌，依靠微薄的加工利潤生存的企業。

    首先為什么會出現代工模式？那是因為品牌經營者覺得加工這個環節利潤不高，便把這個環節外包出去。

    由于承攬這種訂單的工廠有很多，因此他們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從而導致利潤越來越薄，對于那種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只能通過提高工人的效率和勞動強度去實現（這一點好像馬克思老人家早就論述得清清楚楚，只不過好像今天他老人家只有牌號，變成了一個孤零零的幌子，已經沒有領導人重視其內涵了）。

    其次，為了提高工人的效率和勞動強度，對于那些體力活而言，那自然就是把工人變成成了一臺機器最好，要求每一個工人精確到秒，每天就像機器一樣做來做去，最好一天24小時都能運作，即使不能，12小時也不錯。

    為了便于管理，據說在富士康還有一個絕招，那就是每個月開始要求員工簽一個加班同意契約，同意者這個月每次都得來加班，若是不同意加班則該月一次加班都沒有，一個小時都沒有。為了多賺點錢，絕大部分工人都會選擇簽這個加班同意契約，因此富士康的大部分工人每天工作時間都成了12小時了。可是人畢竟不是機器啊，問題自然就出來了。

    最后，倘若沒有前兩者（一是承攬品牌商利潤空間不大的加工環節，二是提高工人的勞動效率和強度，按過去的說法實質是一種變相剝削）的支撐，代工廠好像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這正是代工廠虎虎生威了幾十年之后的困局。

    代工廠為了生存只能不斷地遷移，向最貧困的地區挺進，如過去從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向中國大陸、越南、印度等地區挺進，即使在中國大陸，也從沿海發達的地區的向內陸挺進。就拿富士康來說，武漢、山西、重慶等廣大中西部地區，都已經有竣工的富士康企業園區，搬遷深圳的工廠是無法避免的。從這點來看，富士康的七連跳發生在深圳，那也是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