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員工已經本土化了，”負責普華永道廣州業務的合伙人杜源申(Sonny Doo)說。“不過，仍然有許多香港同事來幫我們完成任務，因為我們人手不夠。”

　　這是句常見的牢騷。中國對會計服務的需求增長如此迅速，“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及稍遜一籌的國際和香港同行幾乎無法跟上這一步伐。“(遷至中國內地)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增長主流，”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會長陳茂波(Paul Chan)說，“以前，只有低級別的員工才駐扎在內地。現在，大人物也不得不去了。”

　　香港的會計師和其他專業服務人士走上了一條由其“廠長同胞”照亮的道路。在80、90年代，數萬香港制造業務越過邊境，遷往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得益于該地區廉價地租和勞動力成本與世界一流基礎設施的獨特組合――不過，近年來成本已經開始上漲。

　　但是，對香港本土的會計師事務所而言，它們多數屬于中小型從業機構(SMPs)，在“四大”拿出高薪聘用人才、搶到利潤最豐厚的業務之時，北遷將使它們的資源趨緊。

　　最近，畢馬威(KPMG) 國際主席利萬基(Mike Rake)表示，在今后4年內，畢馬威將把在香港和內地聘用的員工數量增加一倍，至9000人。

　　陳茂波指出：“員工成本已接近天價。”因此，中小型從業機構面臨壓力，要么轉型為專業服務機構，要么進行合并、形成規模效益。陳茂波同時也是陳茂波合伙會計師行(Paul Chan Partners)的首席合伙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似乎是一句有益的警示。正如令人敬畏的交叉水流那樣，中國對會計服務機構的需求也流向兩個不同的方向。

　　在內地，除了數十萬家港資和其它外資企業需要國際標準的會計服務外，想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也必須準備兩套賬目――其中一套要符合中國內地的會計準則，另一套要符合香港自身合乎國際標準的會計準則。截至上月末，已有344家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市值達9.8萬億港元(合1.264萬億美元)。

　　從明年1月份起，在上海和深圳證交所上市的1200多家企業，也必須每季度遞交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報告，不過，在資產減損費用和關聯交易方面，仍與國際會計準則存在重大差異。

　　中國政府在各經濟行業廣泛持有股份，加大了其中的復雜性。例如，中國西北部某家政府所有的煤礦，在其分銷鏈上的每個環節，可能都要服從關聯交易信息披露的要求，因為不管是將其煤炭運至沿海的鐵路，還是之后將煤炭運送至華南顧客手中的船運公司，都是國有企業。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理事山田辰己(Tatsumi Yamada)最近在香港會計師公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在趨同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出席此次會議的香港會計師公會行政總裁兼注冊主任張智媛(Winnie Cheung)在會議間隙時指出，盡管這種趨同仍遠未完成，但已較幾年前取得了重大進步。就在幾年前，中國政府官員還不愿調整其本土會計準則。

　　不過，熟練掌握中國內地和國際會計準則的專業人才仍非常稀少。香港會計師公會估計，在去年報名參加內地注冊會計師(CPA)全國統考的500多名香港會計師中，可能只有不足20人通過了五門科目中的一門，盡管考試難度已經較以前有所降低。根據2004年8月簽署的第二階段《 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的規定，在香港獲得會計師資格的專業人才，可免考《審計》和《財務成本管理》兩門科目。

　　會計師還擔心，中國采用國際會計準則的速度過快，國內行業目前還沒有能力跟上這一步伐。

　　美國和香港等會計體制更為成熟的地區，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美國在實施《薩班斯-奧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后，該問題尤為突出，而香港在2005年1月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接軌。

　　香港恒生銀行(Hang Seng Bank)常務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潘仲賢(Joseph Poon)在同一次會議上問道：“使用（新會計準則）的人是越來越明白，還是更加困惑了呢？”――然后他開玩笑說，為了清楚了解該銀行的收費收入流情況，他們不得不“取消應用”一些會計處理方法。

　　英國《金融時報》湯姆?米切爾(Tom Mitchell)香港報道　譯者/徐柳 劉彥(FT中文網 湯姆?米切爾 200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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