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統一城鄉稅制尚不具有迫切性，原因有三：
我國的農民仍需要休養生息。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穩步提高農民的收入是近期我國各項“三農”政策的核心。盡管目前國家已經取消了農業稅，但農民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仍十分有限，因此，下一步農村稅費改革的基點仍是繼續減負。在這種情況下，統一城鄉稅制必然導致農民負擔的增加，從而影響他們收入的提高。無論是哪種統一稅制的方案，無非是要將一些城鎮的稅種延伸到農村，或者在農村開征一些新稅。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增加農民的稅收負擔。有人提出，在統一城鄉稅制初期可以給農民稅收優惠，甚至暫時免稅。這種做法無異于形式上統一而實質上不統一，如果僅僅是追求形式上的統一，又何談其迫切性呢？
我國農業的基礎地位仍有待于進一步夯實。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工業化的發展步伐明顯加快，新型工業化的框架已經初露端倪。相比之下，我國農業的發展明顯滯后：一是農業市場化程度低。據估計，目前我國市場化總體程度達到65%，而農村大約在45%左右。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相當一部分農村仍處于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狀態。二是生產方式落后，傳統生產方式在農業生產中仍占居主導地位。三是農業投入不足，導致農業生產發展緩慢。從國際上看，為了保護農業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行到一定程度時都及時結束了對農業剩余的提取，轉入工業反哺農業、工農業協調發展階段。如美國早在1890年就結束了農業對工業提供資金的活動，日本在1910年結束了農業對工業提供資金的政策，這些措施保證了農業的穩定發展。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上已經到了工業化中后期，我國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的水平。從就業結構看，自2001年開始農業勞動力占三次產業勞動力的比重基本維持在50%左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實行“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因此，當前人們更關注的是如何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如何對農民減負。如果此時推進城鄉稅制的統一，增加農民的負擔，無疑是不合時宜的。
目前實行統一稅制的財政意義并不充分。近幾年來，我國的財政收入連續快速增長，1994年至今差不多翻了六番。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增值稅、所得稅等已經統一的稅種，而有待統一的7個稅種提供的財政收入則相對有限。因此，即便目前就統一城鄉稅制，所增加的收入并不多，但造成的影響未必是正面的。所以，與其忙碌半天得不償失，不如緩一緩，等待時機的成熟。
筆者認為，若要統一城鄉稅制需具備四大前提條件：
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國的城鄉二元稅制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很難想象在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背景下能夠順利實現一元稅制。因此，要實現城鄉稅制統一,必須先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統一城鄉稅制的基本前提是二元經濟結構的消除或轉變。
當然，二元經濟結構的消除或轉變不是短期內就能夠做到的，城鄉稅制的統一也不應無限期地推后，但至少應在構成二元經濟結構基礎的體制性、制度性因素發生根本性改變之后，再考慮城鄉稅制的統一。有一種觀點，主張通過城鄉稅制的統一來促進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這種觀點從理論上看并非沒有一點道理，但可能過分夸大了稅制的作用，在實踐中未必能取得預期的效果。西方最優稅收理論便是前車之鑒。實際上，加快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步伐，并非只是稅制的歷史使命，如果我們能大力推動農業市場化，推進土地經營制度改革和農業的資本經營，推進城鄉經濟一體化，同時改革戶籍制度，調整行政區劃，精簡鄉鎮機構，壓縮財政供養人員，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等等，這些方面的改革恐怕更能加快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步伐，也為統一城鄉稅制創造了條件。
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系。我們一直宣揚，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如果我們不能向農村提供起碼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我們將如何向農民解釋統一城鄉稅制的必要性？因此，加大并規范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向廣大農村提供與城鎮相同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包括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給農民以無差別的國民待遇，這既是公共財政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城鄉稅制統一的必要前提。
進一步完善省以下分稅制財政體制。在城鄉稅制統一的同時，必然面臨稅權如何劃分和調整的問題，至少涉及征收管理權和收入分配權的劃分和調整。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只解決了中央與省的稅權劃分，12年之后的今天，省以下的分稅制改革仍未能有效推進，導致縣鄉財政狀況的普遍困難。因此，要推進城鄉稅制的統一，離不開財政體制的調整與完善，特別是省以下分稅制的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
建立全國統一的稅收征管體系。任何稅制的實施都需要借助于稅務機構的具體征管活動,而稅收征管工作的統一與規范是貫徹統一稅制的保證。為此，需要修改稅收征管法，整合稅收征管機構，完善各項征管制度，提高稅務工作人員的依法治稅意識和服務意識，以滿足城鄉稅制統一的要求。（作者單位：財政部科研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