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國務院批轉發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首次提出研究建立地方政府財政風險防控機制。此前一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要求分類清理規范地方政府已設立的融資平臺公司，劃清職能，規范運作，加強對融資平臺公司的融資管理和銀行業金融機構等的放貸管理。
　  2009年投資帶動中國經濟V型復蘇后，國家開始關注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的風險。由于去年大舉投資和過度借貸，使得地方融資平臺債臺高筑。在此背景下，如何防范地方政府的財政風險顯得極為重要。專家表示，地方政府財政風險防控需要更深層次的改革，建立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的財稅制度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地方債務風險隱患引起決策層關注
　　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達7.38萬億元，同比增長70.4%，占一般貸款余額的20.4%，全年新增貸款3.05萬億元。因此，融資平臺的風險擔憂早就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關注。

　　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溫家寶總理要求“盡快制定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措施，防范潛在財政風險”。此后，“防止地方財政風險”列入宏觀政策調整的重要議事日程。

　　今年兩會期間，“政府性債務管理”成為政府工作報告在“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節中提到的一個引人注目的關鍵詞。

　　專家表示，政府性債務是指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以政府名義向國內外或境內外承借或擔保，政府負有直接或間接償還責任的債務。盡管“政府性債務”涵蓋范圍廣，但當前仍是指其中最受關注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曾指出，加強政府性債務管理，就是要“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包括融資平臺的規范管理。”

　　4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又再次強調將“加強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和貸款跟蹤檢查，加強地方融資平臺公司貸款風險管理”作為要重點抓好的工作之一。央行在《2010年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也將“加強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提示，加強地方融資平臺公司貸款風險管理”列為下一階段主要政策思路之一。

　　對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在“兩會”期間表態：“如果不能夠正確地處理的話，就會帶來潛在的財政風險，或者說是金融風險”。而在全國政協委員、交通銀行施羅德基金副總經理謝衛眼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有可能“綁架”財政和銀行。為此，銀監會已將可能透支地方政府信用的地方融資平臺列為今年銀行業三大風險之首。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工作報告在“政府性債務管理”前面加上了“切實加強”這個限定語，并強調要“增強內外部約束力”，以便“有效防范和化解潛在財政風險”。

　　“對于這個問題，中央政府已經給予了高度重視”，張平“兩會”期間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事實上，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已體現在將“政府性債務管理”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使其明確地成為今年各地政府必須高度重視的一項重要工作。　　

     　風險防控關鍵是事權與財權相匹配
　　兩會期間，謝旭人從財政管理角度表示，要加強政府性債務管理，必須綜合分析地方的財力狀況、承受能力，加以規范和控制；還應當對目前的融資平臺的融資狀況進行進一步清理、核實，以區分不同情況，分別加以處理。同時，他認為，必須加強對地方政府性債務包括融資平臺的規范管理，包括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建立地方財政的償債機制，根據財力狀況規范地方政府融資。此外，還應當加強金融機構對平臺公司發放貸款的管理，加強資本約束，控制集中度，對貸款對象要嚴格進行審核，做到貸前調查、貸中審查、貸后檢查，提高貸款的質量，切實防范風險。

　　5月底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還特別強調了“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規擔保承諾行為”，并提出對清理規范后仍然違反規定的要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近日來，各地銀行全面清理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業務火熱進行。某大型商業銀行湖南分行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該行融資平臺貸款自查基本進入收尾階段。監管層給銀行的時間大限是6月底前全面完成。

　　在具體規范措施的背后，眾多專家表示，地方財政風險防控需要更深層次的改革，其中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相匹配是改革的關鍵。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建議，應完善中國財稅體制，平衡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降低地方政府對外融資的依賴性。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黨組書記、副所長高培勇也認為，各個行政級別應該重新定位，包括各級政府的行政權、立法權和財政權的重新確立。在行政體制尚未理順的情況之下，給地方以舉債的權利，就可能導致債務不負責任地濫發，最后只能由中央財政收拾這個攤子。

　　專家建議，對于確實應該由政府承擔建設責任的公益性社會類項目，應該通過加大財政預算資金投資和中央轉移支付、特殊國債等多種渠道，安排項目資金。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施正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的問題是地方稅收較少，而地方公共服務主要是地方的，卻由中央轉移支付。轉移支付要規范化，以解決政府間財政關系。“規范的轉移支付，通過建立模型進行測算來確定地方具體的財政轉移，以稅基確定標準支出和收入，在此基礎上補足差額。”施正文表示，以此既可以調節中央與地方，地方各級之間的轉移支付關系，又可以依此調整橫向之間的差別，東西部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別，確保各地區基本公共投入能夠得到保障。

　　4月1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署名文章表示，堅定不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研究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從而培育地方支柱財源，盡可能增加地方本級收入。謝旭人在其文中明確表示，“在統一稅政前提下，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實際上，今年“兩會”上中央和地方在許多問題上看法的不一致，很大程度上源于財政問題，謝旭人的文章可能是一個信號，如果真的啟動分稅制改革，賦予地方足夠的稅權，或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施正文則表示，分稅制改革讓中央和地方成為相對獨立的征稅主體，關系更加明確。“分權存在合理性，是人類文明的成果。無論是集權國家，還是其他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權。在我國，也是客觀上存在的。”施正文說，“我就是講，要吸收關于分權合理的成分，不是說全盤照搬，來解決中國的財稅關系問題。”

　　 法制應成為地方財政風險防控的保障
　　專家表示，研究建立地方政府財政風險防控機制，法制是制度化的根本保障。施正文表示，財政監督制度、政府投資基本程序，特別是有關財政體制、財權在中央和地方如何劃分，這些財稅領域的根本問題，要得到法制保障。“我認為，要把《財政法》的立法規劃盡快列入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施正文說。

　　而在今年《預算法》的修訂過程中，在獲知地方舉債寫入征求意見稿后，很多人也表達了憂慮之情。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院長馬海濤表示，地方債是“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如果允許地方自行舉債，很多問題不易解決但又必須解決。對此，馬海濤還表示，為防范更大的財政風險，必須另行制定公債法，輔以一整套公債預警體系。對地方債券的發債主體資格、發債方式、舉債規模、償債機制和責任追究等須做出嚴格規定，避免因地方政府所發債務超出其支付能力導致到期不能償還。

　　施正文則強調立法的完整性。他表示，預算法要適當地擴大調整范圍，如規定一些超越預算問題的基本財稅問題。就預算的完整性而言，不能只管預算內的那一塊，不能只管經常性的收入，還要對基金收入、債務收入、國有資本的經營預算等所有政府取得的收入都應該納入預算。施正文還表示，應當制定地方稅法，擴大地方財權，賦予地方一定的稅收征管權。“當然，地方立法不能想怎么立就怎么立，要遵循中央給出的框架，原則和程序。”施正文說。此外，施正文還強調了要加快出臺《轉移支付法》和《政府投資法》。施正文表示，轉移支付作為中央與地方基本的財政關系，需要通過法律來規范，特別是其中存在的問題，如層層扣留、專項轉移支付過大而一般性公共服務比較少、地區財政差異不公等。而《政府投資法》則使政府投資活動有法可依，杜絕地方政府舉債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等腐敗現象。在此基礎上，專家也強調，要嚴格規范行政執法，加強執法監督和檢查，堅決克服行政執法中的違法違規現象。要強化對行政行為的法律監督，使各級政府部門和人員自覺依法辦事，確保推進科學發展的各項任務和舉措得到有效執行。

   本報短評
   地方財政風險防控首先需要加強對地方政府的融資約束。而深入財稅體制改革，理順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的匹配關系是建立風險防控體制的關鍵。解決地方政府相對自主的財權，才能徹底去除動不動就舉債的陋習。
　 財稅體制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而言，要加強信貸管控，對違規問題嚴懲不貸。針對地方政府龐大的平臺貸款，無論怎么提早未雨綢繆也不為過。總體來看，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收入；過度依賴本來就不是合規的政府擔保。若從這個角度考量，改政府擔保為貨真價實的抵押或將是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