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7～8日，以“城鄉一體化：趨勢與挑戰――中國‘十二五’時期的農村改革”為主題的第69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于海口舉行。下面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的現場發言內容：

　　孫立平(清華大學教授) ：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地參加這個會議。

　　我首先來談兩個看起來好象不相關的觀點：一個是前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富士康事件。富士康事件發生以后有很多的媒體找我，除了新華社之外，剩下所有的我都沒有接受采訪，因為這個話我覺得特別不好說，不好說在什么地方呢？我們都知道在富士康這個事情上，大家都把眼光盯在血汗工廠上，這個我也同意。人們盯在血汗工廠上，主要提出的呼吁和要求就是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工人的待遇、改善工廠的管理模式等等，這些我也都是很贊成。為什么覺得這個話很難說呢？按照我個人的觀點，從我內心里說，我并不認為富士康這十幾連跳的發生主要是由血汗工廠這個模式造成的。富士康這個事件的發生，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要負的責任可能比富士康要大得多。為什么？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說富士康就是這樣一個富士康，血汗工廠就是這樣一個血汗工廠，工資福利就是這樣的工資福利，工廠管理的模式也是這樣的一種管理模式，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樣的。假如說就一點不一樣，也就是說這個工人下了班之后，哪怕一天加班到晚上八點鐘才能下班，不是回到集體宿舍里，而是回到工廠的周圍――這個城市當中，哪怕他是在貧民窟里，有一個六七平米或者五六平米的家。回到這個家里之后能見到他的老婆孩子，他從一天掙的幾十塊錢當中摸出兩塊錢給孩子買冰棍，看孩子一邊抹著鼻涕一邊啃冰棍，心里很高興，他會是什么感覺？第二天早晨上班之前能看到這個孩子抹著鼻涕，背一個小破書包，穿得破破爛爛，但是能跟其他的孩子一樣去上學，雖然他心里也明白，這個孩子也學不好，頂多上個初中高中，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個十三連跳的人會又是一個什么樣的選擇，一個什么樣的感受。我個人想法，這當中可能有相當一部分的自殺可能不會發生。

　　剛才我說我們這個社會可能要負的責任比這個血汗工廠要大。我記得幾年前的時候，我曾經在這個大廳講過一個題目――《營造多數人生活的家園》。實際上看這個題目也是不對的，實際上應當是《營造每一個人生活的家園》。而富士康這個事情告訴我們，首先這個社會當中可能一部分人哪怕連一個最差的家園或者是連貧民窟里面六七平米都沒有，而且這可能是一個相當大的數量。現在我們農民工有兩個億，新生代的農民工大約是一半，再過幾年耕地全部完成，可能有兩三個億的人處于這個狀況，將來這些人可能哪怕一個最差的家也回不去，只能回到集體宿舍里。但是有的朋友可能會說，為什么很多工廠也是同樣的宿舍，也是回到宿舍，為什么其他的地方沒有發生自殺，而富士康發生了？我個人的看法，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成為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實際上可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已經到了極限。但是在其他的工廠宿舍當中可能還有他的朋友，還有老鄉，還有他熟悉的人，他回到這個宿舍當中可能有點溫情，還能夠說說話，而富士康這樣一種特有的、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我們要知道，稻草只是稻草，稻草不一定是根本的原因。所以我們要看到，當新生代的農民工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之后，我們面臨一個跟原來完全不同的問題，可能將來會有兩三個億的人要漂泊在這個城市當中，沒有未來沒有希望，所有東西沒有一件屬于你。他們男女朋友怎么交?即使交了男女朋友在哪里結婚?農村回不回得去?城市進不進得來?甚至35歲之后打工的機會還有沒有，這些問題沒有人想得清楚。

　　第二個觀點，如何來看待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城鄉關系？實際上剛才我說是兩個看起來很不相關的觀點，雖然說的距離遠一點，但絕不是不相關。為什么會形成這樣？我們正在建設和西方發達國家都毫不遜色的、越來越漂亮、越來越現代化的城市，但是我們建設的這個城市和剛才說的人群已經是越來越遠。我前些年曾經提出一個概念叫斷裂社會，這樣一個群體和這樣一個城鄉意義上斷裂的社會是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需要重新來審視中國的城鄉關系。但是今天的城鄉關系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什么感覺，從表面上來看，城鄉關系好象現在比原來要改善一些了，農民進城吃飯也不用糧票了，農民還可以進城來打工了，戶籍制度好象也比原來松懈一些。但是我個人的看法，現在的城鄉關系實際上比原來難辦多了。我們改革前由于一個城鄉二元的社會，那時候城鄉二元結構主要是由各種制度造成的，如戶籍制度、主副食品的供應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十幾種。那時候城鄉二元結構相當的僵硬，僵硬到什么程度？城鄉之間事實上是不通婚的。但是盡管如此，那個時候整個中國是處在一個柴米油鹽的時代，城市居民一對夫妻一個月六七十塊錢的收入，得有幾十塊買柴米油鹽，而這個柴米油鹽是農民生產的，那時候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來購買農民的產品的。換句話說，那個時候城市居民收入的大部分是到農村去走一圈的。

　　今天我們實際上已經到了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從制度的層面來看，好象二元結構比原來更為松懈一些了，但是實際上這事比原來麻煩多了。麻煩就麻煩在到了這樣一個時代之后，資源絕大多數集中到城市，城市居民收入的大部分不到農村去走一圈了。現在假如說一個人五千塊錢的工資，兩口子一萬塊錢，現在用來購買柴米油鹽的，能到農村去走一圈的還有多少？千八百塊錢打住了，剩下絕大多數在城市內部循環，買房子、汽車、家用電器。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絕大多數收入已經不到農村去走一圈了。原來的二元結構是由制度造成的，但是制度是人定的，人定的制度人也能改變它。但是到了今天，城市居民絕大多數收入不到農村去走一圈了，所以這個事其實比原來難辦多了。

　　這兩個觀點給我們的幾點啟示。第一，今天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一種什么樣的二元結構?可以說就是原來由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和今天正在形成的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疊加在一起；第二，這兩種二元結構各自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可以說這種由新的市場化的因素造成的二元結構使得城鄉關系雪上加霜，而原來那種行政主導型的制度化的二元結構堵住了以城市流動和城市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道路；第三，我們的出路在哪里?可以說城市化是必由之路，在當今的世界上解決這個問題沒有第二條路，人口流動是現在協調發展最基本的機制。城市化的現實道路，如昨天遲院長講了一個題目，“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我覺得這是城市化最現實的路徑。沒有農民工的城市化，沒有城市人口新的分布，這個城市化是難以真正實現的。尤其考慮到，我們現在看起來好象錢很多，但是地方政府債務已經上萬億。把農民趕上樓和城市化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是用另一種方式將農民按死在農村，這個和城市化完全是兩回事。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這種現在土地先行的城市化會把我們帶到哪里？現在講的城鄉統籌不容否認的一點是土地推動起了作用，這種情況下將來會走向哪里？最后一個問題，我想回應一下昨天陳錫文主任的擔心是什么？昨天陳主任講得非常的精彩，我也在琢磨他擔心的是什么？我覺得他擔心的是一個“社會工程”，一個巨大的“社會工程”，這樣一個“社會工程”，這幾年我們搞了很多的社會工程，最后都是災難無窮，所以陳主任用一個說法叫“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社會工程的一個特點是，你知道他的第一步結果、第二步結果，但你不知道第三步、第四步的結果。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考慮到剛才講的農民工這個因素，考慮到農民上樓的因素，將來中國會不會出現這樣的社會結果――城市當中有兩三個億的人漂泊在城市當中，無法扎下根呢？農村兩三個億的農民趕上了樓，有的有經濟支撐，但是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經濟支撐，這種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這將是什么樣的一個社會？這事很值得我們深思和警惕。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