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股票賺了1萬元，不過當你操作自己的股票賬戶賣出持有股票時，卻發現你只賺了8000元――那消失的2000元被作為個人所得稅予以扣除了。

別著急！

現階段這還只是一種假設，假設個人所得稅對股票轉讓所得恢復征收個稅。

從1994年中國頒布新的個人所得稅法開始，一直對個人轉讓股票所得暫免征收個稅。但是，這個假設又真的可能會發生。

中國有很多稅種和收費在設立之初有部分免征條款，或者因為征管水平有限，有些稅種征收不到位，處于“假死”狀態。最近幾年，這些休眠中的稅費正在逐一復活。

明年1月1日起，北京市將開始向企業征收地方教育附加費，加上已經開征的其他省市，預計此一項收費全國將增加近1000億元收入。

此外，房產稅、土地增值稅、二手房交易營業稅和個稅以及大小非減持征收個稅都是近幾年“復活”的稅種，它們的稅收收入粗略估算有近5000億元。

今年1―8月，全國稅收收入64880.09億元，同比增長28.3%；全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認為，1994年的稅制改革已經為今天的稅收高增長埋下了伏筆。

“當時稅種設置上比較完整、全面，法律層面上都搭好了，只是有的單獨出臺文件規定免征，有的則不免征但也收不上來”，重慶一位地方財政官員說。而免征條款有的只是部門文件形式，所以恢復開征，或加強征管的法律程序也并不難走。

所以，你必須要小心，那些漸醒的“休眠稅”。

那些復活的

是的，房產稅、土地增值稅、二手房交易營業稅和個稅以及大小非減持征收個稅都已經“復活”了。

房產稅是民眾最敏感的神經之一，雖然試點之初的喧囂已過，但其未來走勢仍是焦點。

1986年出臺的房產稅暫行條例中規定，房產稅由產權所有人繳納，包括機關企事業單位及個人，涵蓋經營用房產和自用住房。但在該條例免征條款中有一條：個人所有非營業用房產。房產稅當初設立的時候，城鎮居民住房主要是公房，私人產權住宅很少，房產稅如果對居民自用住宅征收，幾乎沒有稅源。不過，隨著全國范圍的住房改革以及幾輪房地產熱，個人已成為最主要的房屋產權人。這也是未來將房產稅設計為地方主要稅收來源的原因。

現在只在上海和重慶試點，如果技術成熟后，想恢復征稅，只要取消優惠條款即可，“在法律上來說，這種操作比較容易，修改條例，國務院審批即可”，一位地方財稅官員稱。

而二手房交易中的營業稅、個人所得稅條款也經歷了這種簡單操作。

2005年，為了調控房地產價格過高，抑制炒作等原因，全國各地開始出臺文件，要求對二手房交易按5%征收營業稅和按房屋差價20%繳納個人所得稅（或者售價的1%）。重慶一位財稅部門官員說，其實在二手房交易環節，這兩個稅并不在免征條款中，只是此前各地都沒有執行到位。2005年“國八條”、國稅156文件等強制規定，必須征收。

二手房交易中的營業稅和個稅幾乎同時復活，為當年以及此后幾年稅收收入貢獻頗多。但與調控目標相佐的是，這一政策從一開始增加的稅負幾乎全部轉嫁于購房者身上。一位在廣東的購房者在4月份買了一套總價200萬元房子，其繳納的營業稅和個稅達到13萬元。

2010年關于限售股轉讓繳納個人所得稅文件的從天而降，更是讓投資者們措手不及。

從個人所得稅法頒布之日起，財政部和國稅總局一直以單獨文件的形式，對個人轉讓股票予以免征。2009年限售股的解禁，讓一些持有人瞬間暴富。

2009年最后一個交易日閉市后,國務院批復了對大小非減持征稅的方案,從2010年1月1日起,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20%的個人所得稅。限售股轉讓所得征稅直接帶動了個人所得稅財產轉讓所得項目大幅增收，增長了70%。

據國稅總局統計，減持限售股的納稅人人均扣繳稅額9.37萬元，其中最高扣稅額為4129.3萬元。

而在2011年，沉寂中的收費和基金意外被激活，這在提出“費改稅”多年后有些不可思議。

北京市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方案已經獲批，擬計劃從明年1月1日起，按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之和的2%征收。預計一年將征收30億以上。今年已經有部分省市開始征收地方教育費附加，預計此一項收費全國將增加近1000億收入。

為了改善教育投入，2011年7月公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大財政教育投入的意見》國發〔2011〕22號，要求全面開征地方教育費附加。財政部也下發有關通知，要求未開征的省份，要盡快上報方案。已開征但征收標準未達到“三稅”稅額2%的省份，要盡快將征收標準調整到2%。

地方教育費附加在1986年征收教育費附加管理辦法中明確頒布，但直到2010年全國只有少數省市征收，而且征收率為1%。過去這個基金征收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而另一個神奇復活的也是上世紀80年代的產物：價格調節基金。這項應對糧油副食品漲價，用于生產企業補貼、困難戶補貼和儲備的基金在很長一段時間消失于公眾視線。江蘇一位年輕地稅干部說：“從來沒聽說過，也沒收過。”

但在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尤其肉蛋蔬菜等民生消費品增長較快情況下，各地價格調節基金如雨后春筍般復活。“之前那個調節基金到90年代都不了了之了，也沒出臺什么廢止文件，就是不收了”，一位地方發改委官員說。而這一次地方則是為了落實“國16條”，首先出臺了《價格調節基金征收管理辦法》，依據是《價格法》。

價格調節基金各地征收標準有很大不同，有的對部分行業營業額按1%-3%征收，有的對煤炭企業征收，有的按三稅的1%征收。

一家房地產企業的銷售額10個億，兩項收費將至少多出150萬。“對我們企業來說，不分稅啊費啊基金，都是去稅務局交的，都是按企業經營情況收的，沒什么區別”，天津一家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陳朝春說。在房地產行業摸爬滾打20年，陳對于在土地和房地產環節的稅收政策體會深刻。

“土地增值稅一直都有，但以前不怎么收，但從2007年開始，京津一帶對土地增值稅開始清算，對企業成本核算也規定特別細。”陳說，稅務部門也經常找房地產企業談話，而預繳比例從0.5%一直調整到2%，“現在核定征收比例已經是5%了”。

土地增值稅從1993年即已開始，但在2006年之前的13年一直處于半休眠狀態。該稅種在各地征收情況差異甚大。廣州和深圳過去就沒有征收過土地增值稅，一些省市雖然名義上征收，但征收率極低，大部分房地產企業也沒有繳納的意識。“土地增值稅是在銷售后征收的，成本核算，認定銷售結束都有很大爭議，地方稅務部門需要花費很大人才物力。”江蘇一位稅務部門官員說。

土地增值稅在開征的最初10年累計不到100億，而在復蘇后的近5年已經累計征收3000多億。

1994年的伏筆

高培勇認為，1994年的稅制改革為現在稅收高增長埋下了伏筆，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所長。

1994年稅制改革出臺的一個重要的目的是緩解當時政府財政拮據，所以“增收”在稅制設計中成為一個重要著眼點。

但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的調研報告表明，1994年中國稅收的實際征收率只有50%多，稅務部門征管水平低，技術落后。

高培勇解釋，5000億元的稅收收入目標，在只有50%稅收實際征收率的條件下，需要事先搭建一個可征收10000億元的稅制架子。這被很多業內人士稱之為“寬打窄用”。

這意味著中國的現行稅制在出生之時，預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間，隨著稅收實際征收率的穩步提升，稅收收入必定要呈現較高增長勢頭。而一些免征條款也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環境的變化，逐步被激活。

郭偉稅務工作室負責人郭偉有著十幾年稅務局工作經驗，他說，上世紀90年代初，稅務局征管員都是騎著自行車一家企業一家企業跑，信息化水平不高，稅務部門對企業信息掌握不足，企業偷逃稅款特別嚴重，但稅務部門也無能為力。

2003年，稅務部門的實際征收率已經提升至70%。那些“不了了之”的稅開始被嚴肅對待。

重慶市財稅部門官員對于稅收高增長如是解釋，“其實我們也沒做什么，現在稅收都是自動進入國庫的”，他認為財政收入增速與GDP（國民生產總值）不同步的原因除了財政部分析的那些因素外，還有重復征稅的問題，他認為，在土地銷售和房地產銷售環節稅種過多，有重復征稅現象。

但財政部財科所稅收研究室孫剛卻不這么看，他認為，只要不是單一稅制國家，都會存在重復征稅現象。孫鋼表示，中國1994年稅制改革極具中國特色，即流轉稅為主，但整體稅制結構上借鑒了日本，在單個稅種設立上借鑒了多個國家的經驗，所以稅種設置、覆蓋范圍、征稅對象等設計上比較全面。“當時一些稅即便設立但很難收上來，但在法律層面上都搭好了，只是有的單獨出臺文件規定免征，有的則不免征但也收不上來。”重慶一位地方財政官員說。

孫鋼表示，在1994年，其實很多稅種在設置上考慮并不一定充分，所以不能解釋為那時政策制定者就想到了今天的稅收高增長。郭偉也認為，當時稅務部門看不到那么遠，只想著完成任務，對稅種設計是否合理，未來是否帶來高速增長應該是沒有考慮那么多。

還有多少“休眠稅”

蔣新一直很肯定地認為，個人炒股總有一天會征收個人所得稅。他是一名通信企業研發工程師，稅后收入不到10萬。他在業余時間一直研究股票，并且在近兩年熊市中仍然每年有十多萬的收益。他的這部分收入只在交易時征收印花稅，但不收個人所得稅。但今年他意外發現，他被納入稅務部門12萬元自行納稅申報名單中。“我自己沒申報過，說明稅務部門已經掌握了像我這種炒股人的收益信息了，所以總有一天肯定會對個人轉讓股票收入收個稅的”。

蔣新的判斷顯得有邏輯。國稅總局目前已經掌握了270萬年收入12萬以上納稅人情況，并且逐步實現與金融機構和房屋產權登記機構的信息共享。“財產轉讓所得將是今后個人所得稅的一大潛力，預計稅務部門下一步會加強這方面征管力度，從而調節收入分配。”郭偉說。

那時國內4000萬戶股民將不得不面對比印花稅稅負更高的個人所得稅。

此外，對出租房屋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也是有望被復活的。對此收入雖然已經出臺辦法征稅，但至今執行情況并沒有到位，近年像北京等城市房屋出租價格大幅攀升，下一步勢必會進入稅務部門視線內。

事實上，這些“休眠稅”大都是在兩種需求背景下復活的：一個是對應的領域比較活躍，收入增幅較大，需要稅收進入起到調節，如大小非減持、房地產交易；另一種背景就是有支出需求需要增收，如地方教育費附加、價格調節基金。

高培勇提出一個問題，如果1994年稅制誕生之時的實際稅負是一種比較適當的稅負水平，那么在今天，企業和居民所承受的實際稅負還仍是一種比較適當的稅負水平嗎？

孫鋼則認為，一些稅收恢復征收的同時未來也有可能對某些稅種進行降低稅負或取消的改革。但是現在收入這么好，改革動力就小。

延伸閱讀：休眠稅的本質是稅收權力濫用（經濟觀察報）

“休眠稅”是本報對出現于中國的特殊稅收現象的概括。這些稅費誕生于1994年稅制改革之初甚至更早一些，當初因為種種原因處于免征、未征等“休眠狀態”，如今則被相繼激活。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增加是無疑的，政府依法收稅看來也是確定的。然而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是：這樣做公平合理嗎？

辨識這些本處在免征、未征等“休眠狀態”的稅費“復活”的路徑，我們很難給出肯定的答案。于法有據不意味著合理，表面的程序正義也很可能潛藏著更深的不公。當滯后的法律法規面對深度改變了的經濟現實，我們是該以尊重法律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去收更多的稅，還是以尊重公民基本權利為底線，更審慎更謙恭地面對納稅人？

從表面看來，“休眠稅”被激活，幾乎沒有太多可質疑的部分。畢竟法律法規早有規定，過去只是因為條件不成熟或者不具備，又或者稅務機關沒這筆錢也完得成任務，地方財政的日子富裕沒看上那點收入，所以才沒有收。既然如此，條件成熟了、具備了，依法征收有什么不對呢？這或許正是政府部門的邏輯。

但是，這也是我們有疑問的地方。由于當時稅收實際征收率只有50%，1994年稅制改革的特點是“寬打窄用”，這預留了很大的收入擴張空間，但也意味著，稅收征收率的提高很可能加重了企業和居民的實際稅負。而免征、未征的“休眠稅”的存在，當初可以看作講求實際的妥協之舉，但也無形中給政府預留了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間，導致征稅權力的濫用。這一趨勢在經濟走弱、地方財力吃緊的今天愈加清晰。

以房產稅為例，1986年發布《房產稅暫行條例》時，中國還沒有開始房改，住房大規模商品化是上世紀90年代之后的事情，所以規定個人房產不納稅是合乎現實的，因為幾乎不存在成規模的納稅人群。如今個人擁有房產幾成普遍現象，房產稅被當成抑制高房價和幫助地方解決財政困難的工具，重慶、上海率先試點，全國范圍內推廣也是遲早的事情。但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都算是新稅――向新生的有房者群體征收的稅，而不是向過去不存在的納稅人群“恢復征收”。

嚴格地說，開征新稅本該通過全國人大討論，但遺憾的是，不僅微弱的呼吁聲被淹沒，重慶和上海的試點雖經國務院授權，卻連《房產稅條例》相關條款都沒有修訂，連舊瓶裝新酒要完成的既定法律程序都沒有走完，如此便宜行事，能不讓人困惑？

如今國家財政收入以萬億為基數增長，今年收入就將超過10萬億元，如果說這只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就可能掩蓋了財富正加速流向政府的現實。財富向國家傾斜的扭曲，跟財富分配理念有關，但也跟征稅權力的濫用有關。“休眠稅”屢屢被激活，可以為明證。這也導致中國民眾稅負痛苦指數的提高――所謂世界第二的說法，或許仍缺乏科學的評判依據，但就民眾體驗來說，中國人的稅負痛苦指數一定不會低。

“休眠稅”存在是客觀歷史因素造成的，但其能否“復活”，應遵循怎樣的路徑“復活”，卻要今人負責。我們見多了稅務機關要求民眾依法納稅，豈不知依法納稅的前提，正是政府依法征稅。就“休眠稅”而言，我們建議有關部門對稅制改革以來尚處“休眠”狀態的稅費進行清理，分門別類予以公示。一方面，對已經明顯落后于當前經濟和社會變化的涉稅法律法規，及時予以修訂；另一方面，激活“休眠稅”，應遵循相應法律程序，取得民意支持或許方可放行。如此，今日之局面或有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