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在區域上的特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GDP增速“東慢西快”的特點越來越明顯；二是國家和地方層面的區域戰略頻繁發布、遍地開花，每個省都在極力謀劃區域戰略。在此背景下，今后我國區域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制定和執行需要與宏觀政策產生更好的結合，正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最近表述“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區域政策制定應該融入到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之中，要和民生、社會管理創新等領域緊密結合起來”，如何協調中央與地方關系，解決“央地”之爭？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認為，宏觀政策的制定應充分考慮地方發展訴求，地方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空間也應進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保持近10%的年均增長率。相關研究和預測顯示，從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等方面的進展程度看，我國到2025年前后有可能實現當代國際標準意義上的新興經濟國發展目標。從國際環境演變趨勢看，在未來15年左右的時間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不會根本改變，對我國來說很可能還有15年或更長時間的機遇期。進而預計我國今后還將有15年左右甚至更長些的高速增長期。也就是說，前30多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今后還有15年左右的較高速增長。我國經濟正處在一個長達近50年的高速增長周期的后半段。

　　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之所以能持續這么長的時期，與我國經濟區域間存在差異，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梯度增長效應有直接關系，這是大國經濟增長的梯度推進的可持續性效果。

　　區域梯度性發展已可持續

　　我國經濟增長區域間的梯度效應顯著。

　　此前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依靠東部沿海拉動，目前中西部地區明顯開始加速，在增長速度上已開始普遍超越東部沿海相對發達地區，逐漸成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從2011年前3個季度數據看，傳統的經濟發達地區增速較慢，北京（8%），浙江（9.5%），廣東（10.1%），均排在倒數前幾名，上海也只排在倒數第二，僅比北京的增速略高，而且上海固定資本形成的增速已有多年列全國末端。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西部明顯加速。如重慶在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的時期里發展速度較慢，但近年來經濟增長速度迅速上升，處于國內領先水平，2011年前3季度更是列全國第一。內蒙古、四川、貴州、陜西、青海、云南等以往發展水平和增長速度均排名落后的地區，現在的GDP增速都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上。

　　發達地區投資和經濟增長率在回落，而欠發達地區則在提升，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區域間的梯度效應顯著，這是實現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相對持續更長時期的重要條件。不過，這種落后狀態下的區域間經濟發展的梯度差異向經濟起飛中的經濟增長的梯度效應的轉變，要求宏觀調控的總量目標在不同區域間應有不同的差異，否則便會嚴重損害區域增長效益。

　　開始追求經濟發展質量

　　今后我國有可能轉向強調增長質量，同時降低對增速的要求，即實現又好又快的增長。

　　我國已從初期的貧困狀態上升為中等收入水平之上的發展中國家。

　　國家統計局統計，到2010年底我國GDP總量達到40多萬億元人民幣，按不變價格計比改革初期增長20多倍，按匯率折算已近6萬億美元，占全球7%以上；人均GDP水平已接近3萬元人民幣，按不變價格計增長了16倍，折算成美元，已經達到4400美元左右，超過了當代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若按所謂購買力評價折算，水平會更高些）。

　　今后，一方面由于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因素的威脅，尤其是增長基數效應以及資源約束、環境約束、社會福利及人工成本上升等多方面原因，經濟增長的成本進入顯著上升期，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會比此前放慢，其中較發達地區出現增長放慢趨勢會更早些。但另一方面，由于此前長期高速增長創造的基礎，實現預定的經濟發展目標對速度的要求也會逐漸降低。

　　從我國的經驗看，在進入新世紀初，如果年均增長率達到7.2%，那么第一個10年（2001年-2010年）我國可實現GDP水平較2000年翻一番（價格不變），從初步小康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第二個10年（2011年-2020年）可再翻一番，比2000年水平增長4倍（價格不變），達到中等收入之上的水平（全面小康）；第三個10年（2021年-2030年）可再翻一番略多，比2000年增長近10倍（價格不變），達到高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新興經濟國），為到本世紀中葉趕上發達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下堅實基礎。

　　實踐下來，第一個10年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近10%，遠超出7.2%，因而到2007年提前3年實現了第一個翻番，若時間表不變，實現到2020年再翻一番目標，年均增長率只要達到6%左右即可。從目前情況看，今后10年平均增長率應能在7%以上（“十二五”規劃速度為7%）甚至更高。那么，實現第二個翻番目標仍可能提前，若提前2年，即2015年實現較2000年翻2番，那么，到2030年實現較2000年GDP按不變價增長10倍。成為高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時間表若不變，則每年經濟增長只要保持5%左右即可。

　　地區間結構性調整加速

　　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已開始具有“后工業化”特征，中西部地區則進入工業化中后期。

　　目前，我國相對發達地區已開始顯示出增速放緩的趨勢，但降低增速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為轉方式、調結構創造空間。如果速度降下來的同時，經濟結構轉變加快，經濟增長質量提升，那么速度下降作為一種“投入”，贏得的“產出”便是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良性變化。

　　首先，在需求結構上，發達地區投資和消費對增長的作用正發生新的結構變化。消費需求對增長的作用獲得提升，發達地區普遍開始更為重視投資對消費的拉動，圍繞擴大消費需求和改善民生調整投資結構，改造社會環境和基礎設施，以進一步刺激和吸引消費；同時努力擴大消費需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已明顯快于全國平均水平，更高于中西部地區。

　　其次，在收入分配結構上，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比重，進而推動收入分配差距縮小，特別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發達地區無論是在能力上還是在實際力度上均顯著高于欠發達地區。收入分配結構性改變，不僅有利于公平程度的提升，而且有助于效率提高，更有助于刺激消費進而提高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因為收入分配結構性失衡都會降低社會邊際消費傾向。

　　其三，在產業結構上，發達地區產業結構明顯好于欠發達地區，現階段能夠也需要進一步加快三大產業結構高度提升進程。東部發達地區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表明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已開始具有“后工業化”特征；中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的提升和相應的農業比重下降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表明中西部地區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

　　其四，在工業制造業內部結構上，發達地區制造業內部“霍夫曼比例”顯著高于欠發達地區，現階段我國制造業發展的重點現代產業大都聚集在發達地區，包括裝備制造業、船舶工業等，最具競爭力的企業大都集中在發達地區。發達地區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和成長的能力也領先于欠發達地區。相應地，我國較發達地區在節能減排上面臨的壓力更為突出。

　　其五，發達地區面對的泡沫經濟的調整壓力更嚴峻。發達地區擁有更大的市場規模，擁有更高的資本密集度和更活躍的市場交易及開放性，經濟增長中存在投機性泡沫的可能性相對更大，如果技術創新乏力，缺少產業結構升級的有效空間，資本便極有可能涌入虛擬經濟，使部分產業泡沫化、符號化。

　　總之，我國現階段相對發達地區發展的重點已從規模擴張轉變為結構轉型。

　　宏觀決策機制需要完善

　　尊重區域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特殊性，在實現區域優勢的基礎上實現宏觀調控目標。

　　我國區域經濟結構發生的上述變化，要求宏觀調控必須尊重區域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特殊性，在實現區域優勢的基礎上實現宏觀調控目標。我國一直貫徹“條塊結合”，中央在垂直計劃管理的同時，地方政府作為“塊塊”擁有一定的權力。當然，這也形成我國所謂“條塊”之爭的矛盾。這種矛盾在現階段以新的方式表現出來，對宏觀經濟調控相應地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宏觀調控在經濟增長速度、預期調控指標上必須充分尊重不同地區發展階段性特征。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應當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的周期性特點。區域間在成長階段、經濟周期、發展重點、約束條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基礎上，以完全統一的宏觀政策，是很難實現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的。

　　第二，宏觀調控中主體功能區的發展必須在法律制度、經濟政策、利益機制等方面尊重不同地區的特殊性，構造協調合理的區域利益結構。“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將經濟區域從主體功能上加以劃分，即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無論是城市化功能區的優化開發地區，還是重點開發地區；無論是農產品主產區中的農業現代化區域，還是以縣城為重點的城鎮化；無論是重點生態功能區中的限制開發地區，還是禁止開發地區，都必須充分尊重地方的利益訴求，充分尊重區域經濟特點和發展階段性規律。

　　第三，宏觀調控上的區域發展極（增長點）布局必須真正建立在區域核心競爭力優勢上。大國經濟發展由于存在經濟差異，從而存在梯度效應，但并不排除在區域內部，包括在欠發達地區內部率先形成帶動經濟增長發展極，并舉全國之力使之成為具有總體戰略意義的增長點。

　　第四，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統一，重視地方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失衡既面臨經濟下行的威脅，又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如果只強調總需求管理，宏觀調控有效性會受到很大限制，宏觀經濟目標在保增長與反通脹之間難以取得均衡。我國需要在進行需求調節的同時，注重供給管理。供給管理的根本在于綜合運用各方面的政策手段，包括注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的供給效應。

　　第五，地方在宏觀調控中作用空間的拓展要求宏觀調控決策機制進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以保障地方發展的特殊性能夠在宏觀調控中得到承認。宏觀調控中，中央的調控目標和政策重點的選擇，與地方政府的利益，至少是部分地區利益和發展要求產生矛盾是正常的，況且不同地區之間對宏觀政策的要求也不相同。問題在于，在宏觀經濟決策機制上能否使地區不同的要求和中央宏觀調控目標有機統一。在地方政府之間、在政府與企業之間、在財政與貨幣政策之間等，各自的目標和對宏觀調控的要求能否在機制上充分地得以表達，相互間形成充分的溝通和尊重，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宏觀決策，在機制上保證宏觀決策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