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強大再有執行力的政府，其行為邊界也無法覆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唯有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與政府規制，才有可能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為在不確定的世界里消除中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決策層需以時不我待的決心加快自身改革。

　　從溫家寶總理前天記者招待會釋放的信息來看，現時中國最高決策層對經濟領域面臨的深層次問題一點也不回避，更深知清除經濟發展沉疴之艱難，亦在告誡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拖延改革只會增加轉型的邊際成本與發展的不確定性。

　　如果梳理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軌跡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一條歷史軌跡十分清晰：在堪稱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年代里，各級各地政府在執行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中顯著提高了宏觀決策水平，亦在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展現了令美歐同行羨慕的經濟導調能力。在由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下，有關市場參與主體的積極性也得到了顯著提高。

　　政府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制度變遷中的行為安排與相關貢獻，引起了國際上關于中國經濟模式的廣泛討論。哪怕是持批評視角的觀點亦不得不承認：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確有其可行性與合理性。而一直以來特別強調的產權改革，也已被證明并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唯一的、或者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是一個內生的制度安排，只有當市場經濟其他的制度有了相應完善的情況下，產權才會內生明晰化，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至于政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較多時候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幫助之手而非掠奪之手。這與“華盛頓共識”關于轉型的經濟理論決然不同。

　　不過，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制度變遷中扮演著超越主流經濟學解釋范疇的政府，既是中國過去三十余年改革的最重要推動力，亦在某種程度上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深層次改革的阻力。

　　從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說，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畢竟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環節。真實經濟世界的實踐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哪怕是最強大最有執行力的政府，其行為邊界也無法做到覆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唯有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與政府規制才有可能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

　　然而，近十年來，政府因為過度偏重致力做大經濟規模與財富蛋糕，關鍵領域的深層次改革始終未能形成根本性突破，經濟高速增長的福利效應因此并不明顯，或者說，基于這種經濟增長路徑的財富積累與分配存在嚴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當政府主導下的投資疲態漸顯，且效率在低水準徘徊時，社會呼喚的包括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在內的關鍵領域改革卻遲遲未能突破。其結果，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不僅沒有得到清除，反而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加上影響越來越大的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政府為了短期的社會穩定而犧牲經濟轉型的大局。

　　人均GDP在4500美元左右的中國正處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階段的中低端。這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階段的新起點，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在偏好投資和出口而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負擔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面臨的中長期問題，恐怕不僅是經濟增速會否在未來某一個時間節點由于資源要素等約束而突然減速，而是不可持續的既有增長方式引致的系統性經濟風險有可能吞噬經濟發展成果。

　　如何在不確定的世界里消除中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進而提升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亟待決策層以時不我待的決心加快自身改革，重新定位政府與市場邊界，力爭以良好的制度執行力來確保改革的推進。

　　首先，在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總體思路確定之后，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亟待理順政府、企業、市場與居民的關系。而在法治尚在確立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于掌握資源配置權的市場主體意志的時候，政府理應責無旁貸地推進產權制度、公平競爭、司法公正、市場透明、產業準入等方面的改革，以消除土地、資本、勞動力和能源等價格方面的扭曲，盡快改變由行政機關定價或者受行政機關影響的定價機制，真正做到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其次，在政府在經濟增長與社會服務中的邊界日漸明晰之后，政府一方面要淡化在經濟增長中的顯性角色，另一方面要注重擴大企業的邊界，促使企業盡全力去追求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以筆者之見，只要把握住這個方向，未來中國只要維持5%左右的經濟增速，就能創造廣闊的就業空間，進而在完成工業化的過程中大大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最后，下一步改革的頂層設計甚至頂頂層設計不應停留在口頭層面上，而應盡早化為政府切實的行動。讓市場主體從既有效用慣性與紅利分享中解脫出來。中國在1994年前后關于改革的頂層設計與隨后的制度執行，在歷時18年之后已到了大規模升級的時間窗口。我們期待，最高決策層能夠拿出改革再出發且路徑不可逆的決心，矢志于法治建設，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構筑起下一輪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性框架，奠定中國經濟有效增長的制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