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在上海上班，節假日在北京生活”——這是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副總裁謝衛的日常作息安排，謝衛用“雙城生活”的個人昵稱來描繪自己奔波京滬兩地的工作和生活節奏。

　　然而，每年的三月上旬，家住北京、工作在上海謝衛都會打破常規，用半個月左右時間待在北京，將一年來對金融市場的觀察系統梳理和總結出來，思考問題的成因和對策，并形成提案或建議提交給全國政協，通過這種方式為他所在的金融行業的改革發展建言獻策，因為謝衛還有另外兩個身份——民盟中央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

　　參政議政10年共提29份提案
　　2017年，是謝衛參加兩會的第10個年頭，謝衛也將提交自己的第29份提案。

　　“我這10年的提案涉及到綜合金融、資本市場、金融新業態、金融風險等很多領域”，談及10年提過的提案，謝衛如數家珍，“資本市場領域的提案，我關注過創業板減持風險、應對A股國際化挑戰等;綜合金融領域，關注過規范金融理財產品、居民金融資產保值增值、監管體制問題、地方債務問題、基金公司股權激勵等;金融新業態方面，提案關注了互聯網金融和大數據;近年來，我的提案關注到金融市場的種種亂象和集聚的金融風險，并提出了很多建議和對策。”

　　在謝衛看來，兩會是很好的交流舞臺，兩會代表委員聚集一堂，共商國是，充分反映各行各業的問題，研究解決問題的對策，有利于促進國家繁榮和各行業的規范發展。

　　謝衛稱，10年參加兩會、參政議政的經歷，親睹和參與了國家的改革過程，不論對個人成熟還是推動行業進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雖然我個人的力量還不夠大、聲音還不夠響，但既然身為金融領域的政協委員，就要擔負起這一專業領域的責任和使命，積極為金融領域的改革進步和規范發展建言獻策。”

　　會風、文風不斷改進
　　兩會近年來不斷改進會風、文風，也為委員更好發揮參政議政作用提供了便利。

　　謝衛稱，“我參政議政的10年，政府持續重視委員提出的意見和提案，兩會也不斷改進會風，比如提案聚焦在找問題，要求精準發言，提案字數也要求精簡到2000字。代表委員們可以在這個平臺上暢所欲言、建言獻策，很多社會熱點問題都受到公眾和輿論的關注，有的還會上升為國家政策。”

　　具體到自己提案的討論和落實情況，謝衛表示，比如倡導發行地方債、規范互聯網金融等提案很快得到監管部門的關注和落實，而有的提案涉及到金融系統性的大問題，還需要時間來消化，比如對“偽金融”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對策建議的提案，監管層在認識上高度一致，但如何來規范市場，還需要監管層把握適當的時機。

　　謝衛稱，“我們的提案和建議都得到了高層領導的充分關注和重視，我過去參加兩會的9個年頭，共有5個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過我們民盟的聯席會議，針對我們提出的問題進行充分討論和溝通。”

　　主動管理能力是資管行業核心
　　謝衛參政議政的10年，也是資產管理行業大發展的黃金10年。

　　從2008年初謝衛首次參與兩會算起，資產管理行業管理規模由3萬億元上升到當前的幾十萬億;資管機構的主體也由公募基金增加到公募、銀行、保險、券商、信托、私募等豐富的市場參與者。

　　在謝衛看來，這10年內，資產管理行業的參與主體不斷增多、覆蓋范圍不斷擴大、產品品類逐漸豐富，行業在加速發展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積累的問題也不少。

　　謝衛近5年的提案中，4次提到了金融風險。“我的提案會關注金融領域及地方金融不合規的事情，只有打擊那些‘偽金融’、高杠桿帶給行業的風險，堅持行業發展初衷，才是真正地呵護資產管理行業。”

　　在謝衛看來，成熟的資產管理行業必須要有三大原則：一是實行資金托管制度，保證投資者的資金安全;二是要有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實現投資者信息透明和公平;三是不承諾收益。

　　“在這方面，公募基金作為資產管理行業最透明、最規范的行業業態，是資產管理行業其他機構學習的榜樣。”謝衛稱，“資產管理是一項長跑比賽，主動管理能力是這個行業的核心，未來要打造成熟的資產管理行業，都應遵循資金托管、信息披露、不承諾收益這三大原則，資產管理行業才能健康持續發展。”

　　金融行業必須持牌經營嚴格規范金融創新
　　2015年股民加杠桿進入股市，2016年民營保險公司加杠桿收購上市公司，居民加杠桿購房推升房價上漲，火爆的金融同業業務使幾乎所有金融企業競相參與監管套利……

　　在謝衛看來，近年來亂象頻發的金融市場，除了經濟下行和貨幣超發疊加效應的原因外，金融業無序創新、金融企業經營行為偏離初心、金融監管部門反應滯后、地方政府的錯誤金融觀等也是更深層次的原因。他建議，金融行業必須持牌經營、嚴格規范金融創新，同時需要金融經營主體回歸初心。

　　金融業無序創新引發金融亂象
　　謝衛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他將提交一份《關于凝聚防范金融風險共識的建議》的提案，將嚴格規范金融創新、防范金融風險作為今年關注的主題。

　　謝衛分析，從金融風險源頭看，一是經濟下行、貨幣超發等疊加因素導致金融風險集聚，但貨幣超發等客觀因素是可以通過經濟發展慢慢消化;二是由于近年來金融機構擁抱互聯網、擁抱大數據，導致沒有持牌的金融機構增多，不少P2P公司跑路，金融詐騙等“偽金融”大行其道，不僅沒有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反而動搖了老百姓(44.720, -0.13, -0.29%)對金融市場的信心。

　　金融領域的創新令人眼花繚亂，在謝衛看來，近年來所謂的“金融創新”主要是圍繞淡化持證經營概念、持續不斷的監管套利兩個方面進行。從同業業務看，短期內可能會給金融機構帶來利潤，但長期看可能會導致資金“脫實向虛”，金融機構規模無序擴張，資金杠桿越來越高，積累的風險也越來越大，對企業融資、金融創新并沒有好處。

　　另外，金融企業的經營行為偏離初心也會助推金融亂象泛濫。“金融企業的價值在于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融通的便利”，謝衛稱，“然而，近年來一些金融企業貪大求全，對規模和利潤的過度追求成為行業的共同選擇，不少企業自覺不自覺地加入到監管套利和加杠桿的行為中去，成為引發金融亂象的重要推手。”

　　此外，謝衛還認為，金融監管部門反應滯后、地方政府的錯誤金融觀也助長了金融風險。

　　謝衛表示，地方政府在金融發展和監管問題上的權責利的不對稱導致現在金融二元監管框架的隱形存在。地方政府只看到短期的就業和稅收增長，但對于此類企業的風險和對地方乃至全國金融生態的破壞，則基本上不加關注。

　　需從風險源頭強化金融監管
　　對于如何防控金融風險，謝衛認為，除了要用謹慎的貨幣政策不斷加以調整外，更需要從風險形成的源頭強化金融監管政策，并將這一政策統一貫徹至各金融經營主體和相關各方。

　　謝衛在提案中建議：一是金融行業必須持牌經營，任何金融企業必須有監管部門認可的金融業務許可證，這應該是不容懷疑的監管底線。

　　謝衛解釋道：“金融肯定要持牌經營，我并不是保守派，我們歡迎鼓勵新業態的誕生，但是這個業態是要持牌的。中國金融改革機構發展的歷史中，包括公募基金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都是新興業態，但這些機構都是持牌的，我們歡迎金融新業態的創新發展和茁壯成長，但持牌經營、合規經營是常識問題。”

　　二是嚴格規范金融創新。全社會必須保持對金融創新的足夠敬畏，必須明確，游離在監管之外的新金融業態和在監管部門間進行的監管套利都不是我們認可的創新行為，對金融經營主體在實踐中創新的具體金融行為，有關部門必須迅速做出判斷，是鼓勵還是試點或者是禁止，對市場做出明確的預期。

　　三是金融經營主體需要回歸初心。金融企業的股東必須準確認識到當前的經濟金融形勢的復雜性，降低對金融企業的利潤和規模的考核要求，給企業以更寬松的環境。監管部門和各類協會及中介機構也要擯棄“大就是美”的評價標準，鼓勵金融企業做出特色，回歸服務實體的企業初衷。金融企業必須建立正確可控的激勵制度，防止內部人為追求過度利潤而放大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謝衛：建議對公募基金實行增值稅體系下全部免稅

　　全國政協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副總裁謝衛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期間，針對公募基金乃至資管行業關心的“財稅140號文”表達了自己的關切，傳遞行業呼聲。

　　謝衛認為，用稅收來調節資管行業的結構，是金融行業整體健康協調發展的基本前提。但資管行業情況參差不齊、法律地位不同、產品結構復雜、管理規模巨大，相關財稅政策的出臺應該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謹慎行事。

　　財稅政策的出臺應謹慎
　　2016年12月21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了《關于明確金融、房地產開發、教育輔助服務等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40號)(以下簡稱“財稅140號文”)。根據該文件，資管產品運營過程中發生的增值稅應稅行為，以資管產品管理人為增值稅納稅人。

　　“財稅140號文”推出后，資管產品管理人可能被追溯繳納增值稅、非保本產品是否繳納增值稅等問題在資管領域一度引發激烈爭論。2017年1月1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又發布了《關于資管產品增值稅政策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財稅[2017]2號)(以下簡稱“財稅2號文”)，“財稅2號文”中的新規讓增值稅的繳納不再溯及既往，增值稅的起算日則推遲到2017年7月1日。

　　在謝衛看來，“財稅140號文”可能會影響資管行業及資本市場的發展，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效率。

　　謝衛分析，一方面，境外成熟市場大多對資管行業予以免稅政策，我國的機構投資者發展時間并不長，同樣需要稅收政策的保護和培育;另一方面，QFII等境外投資者從事證券買賣業務享有增值稅減免政策優于國內資管行業，也令國內機構投資者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

　　謝衛稱，“根據目前稅收政策，購買資管產品的稅負很可能高于個人自身在市場上的投資稅負，這必將造成機構投資者向個人投資者的倒退;另外，由于資管產品最終解決的是底層融資客戶的資金需求，所增稅負也將轉嫁給弱勢的融資方，從而提高客戶的融資成本，影響融資效率。”

　　另外，業內人士也曾反映，“財稅140號文”在公募層面還存在較大的問題，因為現在的估值系統是按產品每天算凈值，不會明細到每個底層資產的收益，在實際征稅中會面臨不少困難，而且產品帶稅運營必然帶來不公平對待投資者的問題。

　　謝衛稱，“資管產品大多為契約形式，一般使用公允價值進行每天估值，計算單位凈值。公募基金更是隨時申贖的，如果與稅法時點保持一致，在納稅義務發生時對已實現的收益計提增值稅，那么已經贖回的投資者的稅負將由現有持有人承擔，這不但會影響基金凈值的波動，更會對投資者明顯不公平。”

　　建議對公募基金實行增值稅體系下全部免稅
　　針對非保本產品是否征收增值稅，行業的理解各不相同。如有人認為，“財稅140號文”規定了保本收益產品需要繳納增值稅，這樣的意圖應該是非保本的產品由于是浮動收益，就不再征收增值稅。也有的行業人士表示，對于非保本產品的非自然人持有人來說，在金融商品轉讓中的差價也屬于“金融商品轉讓”的收入，也應屬于增值稅繳納的情形。那么，持有證券資產，不管是持有到期的利息收入、未到期的溢價轉出、基金買賣股票、股票的分紅等，都屬于“金融商品轉讓”，需要用轉讓的價差來繳納增值稅。

　　謝衛認為，在政策執行中的許多問題仍未明確，系統的改造也無從下手。“財稅140號文”仍有一些問題需要討論，以便凝聚共識，為未來政策施行提供有力條件。

　　謝衛建議，相關財稅政策的出臺應廣泛征求行業主管部門、協會、各經營主體的意見，為鼓勵機構投資者的發展和優化市場投資結構，建議對公募基金實行增值稅體系下的全部免稅，并對相關征管和抵扣問題做出進一步明確。

　　“投資者通過公募基金參與市場投資的成本明顯高于其自身投資市場的成本，為鼓勵機構投資者的發展和優化市場投資結構，建議對公募基金實行增值稅體系下的全部免稅，考慮到公募基金投資范圍的擴大，建議目前享受免稅的投資品種從股票、債券進一步擴大到整個金融商品”，謝衛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