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合理的稅制應該建立在尊重性別平等，同時承認男女差異的前提下，適度而不過度考慮性別因素。

　　稅收政策作為重要的公共政策，其所涉及的社會性別問題，不僅是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重要議題，也是發揮稅收社會職能的應有之義。稅收政策在性別上的差異性待遇包括對女性的歧視和扶持兩種。就各國實踐而言，隨著時代進步，歧視性的稅收政策逐漸減少，具有一定扶持意義的稅收政策開始出現。

　　稅收政策中的女性歧視
　　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對女性的稅收歧視可分為顯性稅收歧視和隱性稅收歧視兩種。

　　所謂顯性稅收歧視，指在特定稅法條文中存在明顯的性別區別對待，稅收歧視政策很容易從法條中被識別。如在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政府曾不斷提高失業保險稅的適用條件，規定因撫養子女重返崗位的女工等一些重新加入勞動隊伍的工人無權享受失業保險。再如1995年之前的南非，已婚女性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比已婚男性高，這也是典型的顯性稅收歧視。但在現代稅制中，除極少數國家和地區外，顯性稅收歧視已非常少見。

　　隱性稅收歧視，指在稅法中并未明確規定對男女區別對待，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造成了兩性稅收待遇的實際差異。例如對女性就業比例較高的行業征收重稅，從而導致該行業發展不利或減少女性雇傭比例。再如在津巴布韋，配偶沒有工作的男性可以享受一些特殊稅收優惠，而同樣境況的女性則不能享受這一政策。

　　從稅種來看，稅收歧視主要集中于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非勞動收入歸屬方面。受英國普通法傳統影響，一些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秉持已婚夫婦的所有收入都應視為丈夫財產的觀點。因此，這些國家的個人所得稅采取單獨申報模式時，除勞動工資收入外，其他家庭非勞動性收入，如房屋租賃收入等，要歸為丈夫的收入來納稅。例如，坦桑尼亞通常將家庭產業的收入認定為丈夫的收入，依此確定應納稅額。

　　個人所得稅稅率方面。例如，中東部分國家對已婚女性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比已婚男性更高。

　　個人所得稅減免優惠享有權方面。例如，約旦規定，如果丈夫和妻子分別進行納稅申報，丈夫可以享有一些妻子不能享有的扣除額。中東和北非的一些國家允許有孩子的男性享有一定的稅收減免，而女性只有作為家庭惟一經濟支柱時才可享有這一稅收減免。

　　個人所得稅申報資格方面。例如，瑞士的個人所得稅在實行家庭(夫妻)聯合申報模式時，納稅申報表只能以丈夫的名義提交。

　　聯合申報方面。在一些國家采用夫妻聯合申報時，家庭收入加總后會處于較高的邊際稅率區間，從而導致聯合申報的納稅額高于分別申報納稅額之和，形成“婚姻懲罰”，進而對女性就業形成抑制。

　　除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歧視之外，在日常消費中也存在一些女性稅收歧視。比如，美國將作為女性生活必需品的衛生巾和衛生棉條歸入“奢侈品”征銷售稅。近年來，免征“衛生巾稅”的呼聲高漲，加拿大政府迫于壓力放棄征收“衛生巾稅”，法國的立法機構也順應了這一呼聲。但在美國的許多州仍然在征收，女性購買衛生巾的時候要多付10%的稅。

　　稅收政策對女性的扶持
　　隨著時代進步，在歧視性的稅收政策逐漸減少的同時，具有一定扶持意義，有助于促進女性就業、增進男女平等的稅收政策開始出現。

　　個人所得稅方面。日本的稅收政策長期以來都傾向于鼓勵女性在家做全職主婦，相較于職場女性，全職主婦從傳統的稅收政策中受益更多。2014年，日本計劃調整稅收政策，稅收優惠不再向全職主婦傾斜，鼓勵更多女性進入職場。

　　企業所得稅方面。西班牙于2013年2月通過了勞動力市場改革緊急法。該項法律的最大特點是靈活的用人合同及向女性、年輕人和中小企業傾斜的政策，擁有5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如果錄用30歲以下的年輕人將獲得每年減免3000歐元的稅收，如果聘用女性，再減免100歐元稅收。

　　消費稅方面。一直以來，中國消費稅對于女性重要的生活用品——化妝品課以30%的高稅率，給女性消費帶來較多負擔。而在2016年10月出臺的化妝品消費稅改革政策中，將化妝品區分為高檔化妝品和普通化妝品，高檔化妝品的稅率由30%降低為15%，而普通化妝品則一律不征，體現了對女性的扶持。

　　稅制改革中的性別因素考量
　　一個合理的稅制應該建立在尊重性別平等，同時承認男女差異的前提下，其政策應著眼于糾正市場對女性就業歧視導致的機會和報酬不公，但不必矯枉過正，走向對男性的歧視。因此，在稅制改革和調整中，應適度而不過度考慮性別因素。比如，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從分類征收轉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征收，在原有的分類征收下，每個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分別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并無顯著的性別歧視;但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征收模式中，如果以家庭作為申報單位，則夫妻二人收入之和可能適用更高的邊際稅率，從而出現稅收的“婚姻懲罰”。因此，改革中應通過免征額和扣除制度的設計避免出現這種稅收歧視。同時，適時適度采用鼓勵女性就業的稅收扶持政策，增進社會性別公平。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