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企業增加就業創造條件——減稅增加了企業自有資金，使他們能夠按需增雇員工
　　●為企業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創造條件——年度數千億元減稅，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
　　●為就業結構調整創造條件——促成第三產業加速擴張，形成強大的就業增長拉動力

　　就業是民生之本。近年來，我國經濟的最大亮點是在經濟增長率從10%左右的水平回調至7%左右水平時，年度新增就業人數不降反升。2016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314萬，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比重高達3.1%。在經濟增長率下行期就業仍保持高增長，核心動因是制度變遷促成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就業吸容力上升格局。我國是正處于經濟改革高潮期國家，改革目標是培育并釋放經濟增長動能，改革切入點是供給側結構調整。這種動能釋放和結構調整并存性改革恰恰是就業增長拉動力最強的制度變遷。

　　稅制改革在經濟改革中占據突前位置，營改增則是稅制改革的關鍵舉措。營改增的突出特點是通過打通抵扣鏈條剔除商品和勞務的生產與流通兩個環節上的重復課稅，進而促進細化社會分工、培育企業發展。2012年~2016年營改增過程中，第三產業年度就業增量在1500萬人~2000萬人之間，超出2000年~2011年年均數50%，而營改增的重點恰恰是把增值稅擴大到全部第三產業。近年來，總體就業增量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就業總量呈逐年減少趨勢，但并未出現大幅減少現象。其中主要原因為建筑業就業人數總體穩定，高技術行業就業人數增加，這至少從統計角度說明營改增拉動了就業增長。統計現象是事物發展變化機理的數量表現。現在，必須分析營改增對就業增長的作用機理，這事關如何評估營改增政策效應。從稅制與就業的內在聯系角度上看，營改增對就業增長的作用機理是“鋪路”，即營改增為就業增長創造了條件。

　　營改增為企業增加就業創造條件。近年來，我國經濟只是增長率下調，但經濟規模仍在擴張，年度GDP增量數萬億元，2016年比2015年增加了近5萬億元。經濟規模擴張要以就業增長為基礎，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2016年為9.48萬元/人，僅為美國的1/10、日本的1/8。這說明中國仍處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擴張領先階段。事實上，近年來我國的就業增量也主要分布在生活服務業、建筑業和物流業等領域。2012年啟動的營改增恰好是在這些領域打通抵扣鏈條，使這些領域的減稅額以上千億元逐年遞增。減稅給這些領域的企業增雇員工拓展了資金空間，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融資能力弱，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增雇員工更多依賴自有資金，減稅恰好增加了自有資金，使他們能夠按需增雇員工。其中突出的例證是，小規模納稅人全部減稅，小規模納稅人增雇員工數量與減稅顯示出了強烈的正比關系。營改增過程中，新納入增值稅的應稅產業涉及就業人員近2億，其中單是建筑業就有5000萬人。營改增不僅沒有沖擊這些領域的就業吸容力，反而通過減稅刺激了就業，可說是改革平穩性和有效性的有力證明。

　　營改增為企業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創造條件。2000年后我國勞動力成本進入加速上升期，具體表現在幾方面：一是經濟增速上調過程中，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增長率依然超過經濟增長率1個百分點;二是企業負擔的職工社會保障繳費率處于國際高水平;三是企業職工培訓費用不斷上升。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主要有兩方面成因：一是市場化程度加深導致勞動力補償費用范圍擴大、標準提升。比如住房商品化引致的住房支出與住房價格上漲同步增長帶來的生活費用增加。再如勞動力素質投資大幅增加帶來的補償費用增長。二是社會保障制度步入規范化和人口老齡化共生。現實壓力是，沒有社會保障的規范化就沒有社會的持續穩定，但在人均GDP還僅為8000美元的條件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達10.5%，60歲以上人口數量高達2億多，這使得中國只得選擇高社會保險繳費率來維持現收現付型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轉。勞動力成本上升給企業帶來了巨大資金壓力，這與需求擴張停滯和供給結構性過剩交織在一起，直接壓低了企業利潤空間，甚至迫使企業收縮經營規模。顯然，企業迫切需要減稅降費輸血造血。營改增及時推出形成的年度數千億元的減稅恰好給企業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提供了資金支持。特別是房地產和建筑業納入增值稅應稅行業，為處于技術改造投資高峰期和規模擴張高峰期企業帶來高額減稅，使他們有條件正常支付職工社會保險費用，進而保障了企業的轉型升級。

　　營改增為就業結構調整創造條件。近年來我國行業結構調整進入高峰期，引發就業結構調整相應進入高潮期，突出表現是高新技術產業人才需求上升，第三產業就業相對高增長，第一產業就業逐步減員。增值稅的特點是環環征收、道道抵扣，對社會分工細化具有強大制度刺激力。20世紀60年代起，歐洲各國探索推開增值稅。當時正是歐洲主要經濟體如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等的產業結構向后工業化大步轉換期，形成了結構轉換型經濟高增長。進一步說，是市場導向的產業結構調整客觀要求用增值稅取代重復課稅負擔重的流轉稅制。20世紀70年代末期，歐洲主要經濟體建立了完整的增值稅稅制后，產業結構也轉變為第三產業占比60%，工業轉型升級為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后工業社會結構。與之對應，就業轉變為第三產業占比高達70%的服務業主導型結構。當前，我國GDP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為51%，就業結構中占比40%多，這與歐洲20世紀60年代情況相仿，此時全面推開增值稅恰恰順應了結構轉換要求。值得提及的是，我國對新納入增值稅的應稅產業如交通運輸、現代服務業、生活服務業和建筑業等采行了低稅率政策(11%或6%)，人為加大了結構轉換保護力度，最終促成了第三產業加速擴張，進而形成了更為強大的第三產業就業增長拉動力。因為營改增全面推開，抵扣鏈條全部打通后，企業自然要尋求節稅之策，放棄“小而全”的生產經營模式，把物質耗費成本全部外部化。這勢必促成產業分工細化，進而使小行業變大，最終引發就業結構調整。

　　總之，營改增從多角度起到了穩就業、擴就業的作用。不僅如此，作為一種中性稅收，增值稅是促進就業增長的長效機制。要使這種機制真正充分發揮效應，須在簡并稅率時既考慮公平，又考慮扶持就業吸容力強的產業的發展。換言之，設計增值稅改革應堅持就業促進優先原則。

　　(作者：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