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們普遍看好城鎮化對刺激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確，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為主題的城鎮化，一定可以拉動消費和投資，但前提是政府必須大量舉債。如今的城鎮化與過去30年的城鎮化之間的區別在于，如今的城鎮化以提高生活質量、縮小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收入差距為目的，是“燒錢”的城鎮化；過去的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結果，大量農村廉價勞動力涌入城市，在給企業創造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是“來錢”的城鎮化；過去的城鎮化讓農民成為城市貧民，如今的城鎮化是為了還“欠賬”。因此，今后城鎮化推進的力度，將更多地取決于各個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能力。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經濟增速的下滑，今后財政支出的增速將遠大于財政收入的增速，這一缺口將需要規模越來越大的舉債來填補。

　　有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企業債發行總額達5713.53億元，同比增速達191.9%，發行主體以地方城投公司、地方國有資產投資經營公司等為主。舉債規模幾乎翻倍增長，這一方面可能是為了應對到期債務的償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為新增政府投資項目融資。今后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需要投入的資金將逐年增加。

　　拉美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普遍實施“赤字財政─負債增長”戰略，從而輕松地避開了當時的世界經濟衰退。但也正是赤字財政導致了拉美國家普遍陷入債務危機，使這一地區1981年至1990年的經濟年均增長率僅為1.0%，人均年增長率為-1.0%，即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今后無疑也會實施赤字財政政策，這也是無奈之舉。但與拉美國家相比，中國具有它們所不具備的特點或優勢。

　　一是中國今后的債務增長，類似于日本模式，即內債占絕對高的比重，且中國又是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故受外部沖擊會比較小，發生危機的概率較低；二是中國過去30多年已經建立起比較好的工業基礎，具有明顯的國際競爭優勢，出口額全球第一，這是拉美國家的進口替代模式不能比擬的，后者在過去曾出現連年貿易逆差和巨額外債，最終引發金融危機；三是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質量遠高于拉美，僅就國有企業的規模而言，政府所享受的“股東權益”就超過15萬億（2008年數據），這還不包括土地、礦產、森林等國有資源；四是中國人的勤奮度幾乎是全球第一，這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至關重要，今后中國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依然存在，而拉美國家則在過去的產業轉型中，出現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走上負債式增長之路是必然選擇，但無需過度擔憂。當然，如何提高投入產出比，是選擇發展戰略、模式和路徑的核心考核指標。對國家而言，就是要實現規模經濟；對企業而言，就是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對服務民生而言，就是要讓公共服務產品的效用最大化。而要實現這樣一種經濟轉型，前提是政府職能也要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