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2009年10月希臘新當選政府承認前任上報歐盟的數字有假、實際赤字率將遠超過預估作為歐債危機的起始點，那么從債務危機發展到貨幣危機、新一輪銀行危機和經濟危機，直到目前的社會危機，危機早已成了歐元區的常態，而且今后幾年內沒有根本改觀的希望。歐元區的危機是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但是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歐洲貨幣聯盟的危機更深重、更頑固、更持久。這不能不使我們得出結論：歐元區的危機與歐元密不可分。

　　歐元早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德國總理科爾認為政治聯盟應與貨幣聯盟同步，統一貨幣應是歐羅巴合眾國的皇冠。既然政治聯盟遙遙無期，科爾也便完全沒有成為歐元之父的野心。但歷史的發展沒有給他別的選擇。為了抓住德國統一的天賜良機，為了讓鄰國相信德國力促歐洲融合的誠意，科爾放棄了政治聯盟先行的主張，很不情愿地成為統一貨幣的奠基人。歷史將歐元接生婆的角色給了他的繼任施羅德。1999年歐元正式誕生的時候，施羅德曾毫無激情地說：“統一貨幣是個先天不足的早產兒。”

　　而歐元頭幾年的風平浪靜又使政治家飄飄然，誤以為過去的一切擔憂都是多余。“經理人”雜志副主編亨利克•米勒在“歐元前景”一書中寫道：“歐元是個被政治家長期忽視的貨幣。”言外之意，貨幣聯盟各國政府在歐元早產之后沒有給她滋補營養，健體強身，而是各打各的算盤，將歐羅巴合眾國的夢想和遠景拋到九霄云外。

　　政治掛帥

　　既然沒有政治聯盟，不能協調各國的財政政策，那就立下明確的規矩：每年預算的赤字率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總債務額必須控制在GDP的60%以下。這是1992年通過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核心內容，并于1997年融入歐盟穩定和增長公約。按照德國的設想，這兩項指標既是加入貨幣聯盟的前提條件，也是入盟之后雷打不動的規則，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出現一國負債無度、他國承擔后果的局面。

　　如果嚴格依照馬約標準，1999年貨幣聯盟啟動時恐怕只有5個國家過關：德國、法國、奧地利、荷蘭和盧森堡。意大利是歐洲融合進程的先驅之一，不帶意大利怎么也說不過去。比利時凡事與盧森堡摽在一起，將這對孿生兄弟分開也不夠意思。再說政治家做事怎么能讓經濟指標束縛手腳。因此從一開始馬約標準便基本是形同虛設。要加入歐元俱樂部，只要得到歐盟部長理事會多數同意即可。于是，首批成員國中也包括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而正是這幾個國家成了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的憂患。

　　接納希臘

　　2001年1月1日，希臘成為歐洲貨幣聯盟第12個成員國的時候，明知這是個錯誤的政治和經濟界人士也許不計其數。區別只在于：有人認為這是個可以忽略不計的錯誤，因為希臘的國民經濟總量只占歐元區的2%；另外一部分人則認為，一粒老鼠屎能壞一鍋湯，歐元區這一“失足”將帶來無窮后患。

　　希臘入盟時是個正在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國家。從經濟結構到國家管理，這個南歐國家都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世界銀行比較在各國投資的官僚費用，公布Doing Business Index。2011年，希臘在183個國家中名列第100位。德國前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朗哈默在接受我采訪的時候說：“對于一個歐元區國家來說，這樣的排名是不可想象的。”

　　這樣一個遠遠落后于歐元俱樂部其他成員的國家當初能夠蒙混過關，可歸結為幾個原因：第一，希臘財政部官員在高盛專家幫助下，對統計數字進行了“梳理”，從而至少實現了預算赤字的達標；第二，1998年德國紅綠政府上臺，壯大了歐洲左翼政黨的聲勢，大家自然愿意助希臘的左翼政府一臂之力；第三，歐元雖然早產，但降生之后，沒有并發癥，一天天茁壯成長，使政治決策人以為，多一個經濟無足輕重的希臘又算得了什么；第四，雅典政府也確實努力了一把。

　　不知哪一位經濟學家曾說：“在一個貨幣聯盟中，最弱的成員國決定了共同貨幣的底氣有多足。”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幾次差點兒因希臘崩潰，正印證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希臘某種程度上成了歐元區的特洛伊木馬。

　　無視規則

　　上面已經提到，歐盟部長理事會在決定要誰不要誰的時候，往往將政治考慮放在首位，對馬約和穩定公約的債務標準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此貨幣聯盟誕生之后，赤字率和債務率上限屢屢被突破就不足為奇了。而情節最為嚴重的是2003、2004年兩個最大歐元國——德國和法國連續違規。兩國政府還串聯游說其他國家不啟動懲罰機制。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曾任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師的奧特馬•易欣甚至將德、法帶頭犯規視為導致歐元區眼下尷尬處境的因素之一。

　　在一次有關歐債危機的研討會上，易欣說，他當時很為自己的國家汗顏。在歐洲層面的會議上，總有來自努力爭取入盟國家的代表將他拽到一邊說：“你們德國怎么了？我在家里要求大家遵守財政紀律。對他們說，如果我們不達標，苛刻的德國人不會讓我們加入貨幣聯盟。可現在你們自己犯規！”在易欣看來，德、法當時的表現持久損害了歐元的威信。

　　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德、法開戒之后，貨幣聯盟內部類似的犯規案例有上百個，無一受罰。

　　金融體系準備不足

　　德國曼海姆歐洲經濟研究中心主席克雷門斯•弗斯特認為歐元最大的缺陷不是沒有政治聯盟作后盾，而是在貨幣聯盟成立之前，沒有對金融體系做適當調整。他在半年前接受我采訪的時候說：“我們當時應當做好貨幣聯盟單個國家有可能破產、需要實施債務重組的準備。銀行必須能夠承受一個成員國失去支付能力帶來的損失。這意味著，銀行必須增加自有資本。”

　　不過，讓政治家居安思危也許有些苛求了。直到危機如火如荼之時，歐盟才下決心整頓金融領域，最重要的措施便是提高自有資本率。但在銀行本已陷入困境的時候要求它們預備更多的資本以備不時之需，無疑又加劇了銀行危機，同時使實體經濟借貸更難。

　　弗斯特教授認為當初還應當限制銀行購買國債，這便涉及到危機的下一個起因。

　　銀行與國家之間過于依賴

　　按照歐盟的規定，銀行為單個消費者和企業提供貸款或進行其他交易都必須以相應比例的自有資本作抵押，以降低風險。唯獨買國債用不著。言外之意：此項投資的風險為零。直到今天，國債交易仍不需任何抵押。而希臘債務重組的先例已經告訴我們，歐元國的債券不僅蘊含風險，而且風險相當高。還有一系列的歐元國家也在破產的邊緣徘徊。歐洲政治再不修改相關規定，豈不是嚴重失職嗎？

　　其實，政治決策人按兵不動也是太可以理解了。重新評估國債的風險無疑意味著截斷國家的財源。比如危機國意大利是世界第三大債券市場，政治僵局更使國債風險看漲。假如依照風險程度要求銀行備好相應抵押，這無疑將是對意大利宣判死刑。

　　歐元區國家與銀行之間早已是吸毒者和毒品販之間的依賴關系。愛爾蘭、西班牙和塞浦路斯是銀行將國家拉下水的例證，而希臘則是國家坑害銀行的典型。

　　歐元國辛勤壘筑債臺

　　對慕尼黑ifo經濟研究所所長辛恩來說，歐元的歷史應當從1995年算起。因為在那一年，歐元誕生終成定局，各國開始為達標而努力。金融市場對可能成為首批歐元俱樂部成員的國家逐漸開始一視同仁。對一向深受高利率之苦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南歐國家來說，歐元的即將到來好像是上天的一份厚禮，支付同樣金額的利息可以得到兩倍、三倍于從前的貸款。希臘緊隨其后，其國債的風險溢價一度與德國不相上下。

　　意大利和希臘傳統上是債臺高筑的國家。兩國沒有利用低息的厚禮，降低總債務額，而是把低息當成繼續堆積債務的理由。從1999年到2009年危機爆發，意大利的債務總額逐年穩步上升，2009年達到1.76萬億歐元，占GDP比約120%，是穩定公約設定負債額度上限的兩倍。希臘國家的債務增長速度更快，從2001年入盟時的1400億歐元上漲到2009年的3000億，翻了一番還多。同期內，債務額度由大約100%上升到將近140%，創了歐元區的紀錄。

　　大樹底下好乘涼。在德國良好信譽的蔭庇下，希臘以為無限借貸的好日子可以無止無休。2009年10月新當選政府不得不吐露真情的時候，金融市場才如夢初醒，發現原來歐元國與歐元國不一樣，希臘的財政狀況與德國不可同日而語，主權債務危機由此引爆，并一發不可收拾。

　　樓市熱推波助瀾

　　歐元的低息優勢給過去高利率、低收入的國家一度帶來了繁榮。那里由工資和物價上漲帶動的通脹率高于歐元區平均水平，而歐洲央行的利率卻一視同仁，因此，南歐和愛爾蘭去除通脹因素之后的實際利率低于其他歐元國家。在這樣優惠的條件下，不借貸似乎成了傻瓜。貸款投資的目標往往是房地產。以西班牙為例：據國際貨幣基金的統計，1992年，建筑和房地產領域的貸款相當于GDP的10%；2009年，這一比率上升到43%。該國樓市價格在1995到2007年之間翻了三番。愛爾蘭的房價在2002到2007年5年間上漲65%。泡沫破裂的時候，首先遭殃的是兩國的銀行。為了拯救金融領域，國家債務飆升。愛爾蘭被壓垮，西班牙仍在掙扎。

　　成員國間競爭力的差距越來越大

　　上面我已經提到，加入歐元俱樂部之后，南歐國家沒有利用低息這份厚禮理順財務，勤儉持家，而是終日狂歡，一醉方休。希臘人的工資像脫韁的野馬。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斯達巴蒂去年接受我的采訪時說：“1995年以來，希臘的單位勞動成本提高了75%，德國幾乎是原地踏步。”其他南歐國家沒有希臘那么“肆無忌憚”，但是工資漲幅遠遠高于德國。這使這些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隨之提高。

　　德國在貨幣聯盟成立的頭幾年曾是歐元區的“病夫”。單位勞動成本高，勞動市場僵化。2003年，施羅德總理開始實行痛楚的改革。工會在勞資談判中采取克制態度。結果，德國雇員的實際工資幾年時間里沒有什么變化。這給德國產品帶來價格優勢。幾年之后，德國經濟由歐洲尾燈變成了火車頭。若在過去，馬克的價值會像芝麻開花。可是歐元區還有一批受苦受難的弟兄，它們使歐元不可能如馬克一般堅挺。

　　這雙重的價格優勢使德國的出口如虎添翼，其增長的速度遠遠超出GDP的漲幅。去年德國經常帳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是世界上最高的。而與德國存在逆差的主要是南部歐元國家。據高盛的一份調查報告，盡管希臘人的收入已大幅降低，但要達到德國的競爭力，該國仍需貶值30%，葡萄牙35%，西班牙和法國20%。由于這些國家沒有自己的貨幣可以外部貶值，只能通過降低工資來進行內部貶值。不平衡問題的爆炸性可想而知。

　　經濟學家弗斯特曾經對我說：“價格和競爭力的差距是歐元區最大的禍根。”在他看來，昔日的軟貨幣國家必須像10年前的德國一樣，義無反顧地改革。否則，歐元崩潰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