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國家審計署發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下稱“《審計結果》”）顯示，36個地方政府2012年底債務余額共計3.85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了12.94%。

這次“抽查”是繼2010年審計署對全國地方債進行全面審計后的再次摸底。而在上次審計中，這36個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便已占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額（10.72萬億元）的31.79%。

地方債總規模究竟有多大？

今年全國兩會上，國家審計署副署長董大勝估計，各級政府總債務規模在15萬億~18萬億。

而在今年4月份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前財政部部長項懷誠預計超過20萬億。

《審計結果》并未指出全國地方債的總量，如果根據這次審計的36個地區債務增長12.94%的速度估算，2012年底，全國的地方債務為13.87萬億元。但興業證券的一份報告指出，2012年末，地方債總負債預計在13.17萬億~15.1萬億。

這樣的數據讓一些研究中國經濟的機構擔憂，評級機構穆迪認為，中國地方債規模正在增長，將對中國信用狀況構成不利影響。

因此，圍繞地方債的相關方，都在嘗試著如何解決債務難題。

高達219.57%的債務如何還？

眼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面臨償還地方債的壓力。據媒體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相關債務中，約有11.37%需要在2013年償還，合計1.2萬億元。

審計署在《審計結果》中指出，部分地區債務規模增長較快，一些省會城市本級的債務風險凸顯，由于償債能力不足，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

長城證券認為，地方政府加強債務管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部分地方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出現增長，但土地出讓收入增幅下降，償債壓力加大。同時，部分地區高速公路債務規模增長較快以及取消收費地區的政府還貸二級公路債務等，都面臨較大壓力。

《審計結果》顯示：“有10個地區2012年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有16個地區債務率超過100%。”

債務率是指債務余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是衡量債務規模大小的指標。在審計署“抽查”的36個地區中，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的達219.57%。

衡量當年還本付息額的指標償債率，亦不容樂觀。有13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償債率超過20%，最高的達60.15%；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償債率最高的達67.69%。

由于償債能力不足，一些省會城市本級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5個省會城市本級2012年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最高的達38.01%。14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已逾期181.70億元。

事實上，關于政府償還債務的壓力，在今年年初各地的預算報告中就有所體現。

湖南省的預算草案表示：“償債壓力很大，一些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運行存在隱患，財政潛在風險不容忽視”；浙江省的財政預算報告則指出：“地方政府性債務進入還貸高峰期，一些市縣財政資金調度的壓力較大”；《關于吉林省2012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3年預算草案的報告》也指出，財政部代理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其他一些政府性債務陸續進入償還高峰期，各級政府償債壓力較大……

《審計結果》明確，部分地方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增長，但土地出讓收入增幅下降，償債壓力加大。一些地區當年的還本付息額超出了土地出讓可支配收入。

分析地方債構成結構，其中地方融資平臺公司依舊是舉債主體，占地方債務余額的45.67%。但《審計結果》指出，部分融資平臺公司資產質量較差、償債能力不強。

國務院參事夏斌將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與房地產泡沫破滅風險、金融體系風險一起列為當前中國經濟的三大風險。他認為，三大風險互相關聯，每一個風險的爆發都會引發其他兩大風險。

除了眼前的償債壓力，債務總量亦讓政府在土地出讓收入受阻的情況下，倍感壓力。

國企能否攜手民資為政府“埋單”？

《審計結果》指出，地方政府的債務支出主要用于交通建設、市政建設等。這些項目往往投資金額巨大，收益速度較慢。

以往以政府為主導的建設模式則受到較大的挑戰。《審計結果》指出，部分地區高速公路債務規模增長較快，受經濟增速放緩、貨車流量下降、重大節日免收小型客車高速公路通行費等因素的影響，高速公路車輛通行費收入出現減收，一些地區高速公路債務償還壓力較大。

興業證券認為，在地方政府的投資結構上，交運、倉儲和郵政業是主要投資去向，且在過去，往往形成優質和盈利資產。但隨著高速公路投資回報率的下降以及二級公路取消收費，則勢必降低這一部分資產給地方政府帶來的經營性現金流流入，在未來會更一步惡化地方政府負債。

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在交通設施建設方面開始探索新的模式。

《中國經濟周刊》了解到，江西省近期設立鐵路產業投資基金，基金總規模150億元，計劃首期規模50億元。允許鐵路多元化投資，多家國有企業或參與出資。

而在融資平臺建設方面，受限于融資平臺的諸多資產注入限制，地方政府也開始最大程度整合資源，放大融資平臺效應。

中部省份的一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土地收入相對困難的當下，公司正在計劃用幾家國有企業的股權或資產搭建新的政府融資平臺，以期獲得新的融資能力，舒緩資金壓力。

事實上，去年，北京市金融街資本運營中心成立，北京市西城區的部分國有企業將股權劃入其中，使平臺獲得投融資能力來支持西城區重大項目建設。

在地方債的增量上，隨著監管的到位，也許會相對穩健一些。但存量的天量地方債務如何處理？防范進一步引發的系統性風險。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表示，在穩定的環境下，可以推動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置不好的資產或者壞賬。不過彭文生認為，如果進行大量的處置，風險會很大。

夏斌亦認為，與之前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能夠取得較好效果相比，現在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置債務需要慎重，因為彼時中國經濟處于兩位數的高增長期，而現在中國經濟處于下滑期。

夏斌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政府應堅定地落實此前頒布的“非公36條”（《國務院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想盡辦法讓民資進入各個領域投資，來解決基礎設施投資、傳統制造業投資的資金不足問題，解決政府因沒有錢而舉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