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日，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百歲老人羅納德·哈里·科斯在芝加哥去世。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產權理論和交易費用理論的奠基人，他的理論還開啟了法和經濟學的研究，晚期科斯（至少從1976年開始）又進一步探索經濟系統的制度條件和一般規律。科斯的學術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科斯定理為代表的產權理論和交易費用理論；二是他所實際使用并在晚期進一步探索的經濟學方法論對新古典范式的超越。科斯1910年12月29日生于英國倫敦附近威爾斯堡；1929年進入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商業學士學位；1931年獲得一筆獎學金開始到美國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和調研，形成了第一篇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后來于1937年發表）；1932年獲得學士學位，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并于同年遷居美國，先后任教于布法羅大學、弗吉利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1959年發表《聯邦通訊委員會》；1960年完成另一篇經典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一般認為1937年和1960年的經典論文奠定了科斯后來的諾獎殊榮。其實在這些經濟學理論貢獻甚大的論文發表之后，科斯探索的步伐沒有止步，一系列體現與新古典主流范式大相徑庭的方法論思想論文至今遠未引起人們足夠重視，如《經濟學家和公共政策》（1974年）、《商品市場和思想市場》（1974年）、《經濟學和相鄰學科》（1975年）、《馬歇爾論方法》（1975年）、《亞當·斯密論人性》(1976年)、《國富論》（1977年）、《經濟學家應該如何選擇》（1981年）等。科斯的思想對中國的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科斯對中國的影響體現在從科斯的經濟學理論對中國改革實踐的應用；科斯對中國有著獨特的深厚感情，晚年科斯還直接就中國改革問題發聲，提出自己的見解。晚年科斯特別強調轉型國家需要開放“思想市場”。一個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不僅是學術卓越的一個先決條件，也是開放社會和自由經濟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礎和知識基礎。一、科斯的理論貢獻科斯的經濟學理論貢獻，我們先用他本人1991年在斯德哥爾摩獲頒諾貝爾獎時的演講來簡要說明。“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指出生產的制度結構對于經濟系統運行的重要性”。“《企業的性質》的重要貢獻在于，將交易成本明確引入了經濟分析”。而我們知道，在正統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企業被設定為一個生產函數，無論市場交易還是企業內部的組織，都是閃電般完成的，交易成本和組織成本為0。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中，通過假設一個拍賣人，朝向均衡的運動被簡單地無成本、快速完成，從而模型忽略掉了經濟系統真正關鍵的議題。而《社會成本問題》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將最終改變微觀經濟學的結構，（從該文中提煉出來“科斯定理”）是通往分析正交易成本經濟系統的墊腳石，科斯定理的意義動搖了庇古體系。一旦從零交易成本的王國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王國，則法律體系的至關重要性就立竿見影。人們顯然期望把權利配置給那些能夠最富有成效地使用它們的人，并且有激勵引導他們這樣做。這里至關重要的法律體系，最富有成效的權利配置是什么？私人財產權，或者用哈耶克的話說就是，“分立的財產權制度”，以及企業家精神。科斯的經濟學理論貢獻，后人經常精煉為兩個科斯定理。科斯第一定理：若交易費用為零，無論權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用另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的表述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相等”。零交易費用的世界被稱為“科斯世界”，而科斯本人一再強調，“科斯世界正是我竭力說服經濟學家離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世界”。這就引入科斯第二定理：存在正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或者說法律在決定資源如何利用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科斯第二定理中所謂關于權利的法律界定對資源配置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是因為，一種權利界定可能導致那種導致產值最大化的調整不可行或根本不為當事人所知，而另一種權利界定則可能容許帶來產值最大化的調整行動，這是因為不同的權利界定對應著不同的信息問題和激勵問題的解決途徑。那么，為什么要權利清晰界定？權利激勵人們采取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動；權利給其他權利主體一個“購買”的“標的”。 為什么要允許和鼓勵權利主體自由談判？自由談判是一個社會收集和使用局部知識的程式。如果簡單要求一方停止損害而禁止自由談判，意味著經濟系統有序化的局部知識和信息被刪除，甚至就像它們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允許談判，還意味著承認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即價值是主觀的，由代理人自己把握。科斯引入交易費用，必然進一步關注交易，對交易的關注，必然引入主觀主義。正如哈耶克說，經濟學每一次對主觀主義的重視都會推動經濟學研究實質性進步。科斯談判問題讓我們關注談判主體的局部知識問題。效率在局部具有可觀察性和主體間客觀性。局部條件下，交易雙方可能會共同同意一種更有效率的安排。其實，假定資源配置存在一個唯一的客觀標準，那就不要談判了，“社會工程師”按照那個“客觀的”的唯一最優配置辦法去做就行了。為什么要降低交易成本？為減少談判障礙。當然權利的清晰界定本身就有助于交易成本降低。市場的秘密在于那些根據自己周圍的局部知識和信息代理人之間自由談判，無數談判過程把整個經濟系統內的資源配置推向一個又一個均衡（瞬間）。權利體系提供激勵，談判提供激勵實現的機制。沒有私有權利體系和自由談判“慣例”，就沒有市場機制。需要指出的是，科斯當時的環境背景是一個良好運轉的市場，他沒有考慮到界權成本。科斯定理提出后，不久就有好幾個經濟學家不斷地對其進行擴展，如阿羅和張五常的擴展，阿羅說科斯定理所講的交易成本是經濟制度運行的成本，張五常講的是魯濱遜世界所沒有的一切成本。而科斯本人最初所講的交易成本是“使用價格機制的成本”。經濟交易涉及談判，搜尋交易對象，簽訂契約等都需要花費實際資源。一般地，通過基于分立的產權基礎上的交易產生一個相對價格體系是要花費資源的。這使得我們不再基于個體最大化視角看問題，無論是從受害者一方還是施害者一方來看問題，都是要明確其相互性，從經濟系統整體運轉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科斯提供了一個視角，我們從中反思經濟學的中心議題在哪里。阿羅和張五常對交易成本的擴充是有意義的，強調把交易成本擴充到經濟制度運行的成本（界權成本加市場中的交易成本），而不僅僅是給定一個權利界定的前提下談判和契約的成本。我更愿意使用“廣義交易成本”或“協調成本”這個概念。楊小凱說過，超越方法論個人主義（在經濟系統的一個分析層級）之后，我們如何看待組織經濟的世界（在經濟系統的另一個分析層級）。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識合作和非意圖合作共存的世界。匿名交易是一種看不見的合作，而企業是看得見的合作，這兩種合作都需要花費實際資源，這都是“聯合生存”的人類因為合作而付出的成本。同時還有另外一種成本就是我們還要學習生產和分工的知識，也有成本，這是魯賓遜世界里沒有的。貝克爾1992年講過在生產和合作的過程中還要學習和積累所謂“一般知識”，這也需要成本。科斯提出了價格機制是有代價的，交易的成本就是我們合作方式之一付出的代價。科斯有所忽略的是來自交易的收益。比較制度分析中，每種體系中都是成本和收益并存，不同的合作組合模式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完全的計劃體系也有收益，因為至少他們沒有放棄分工回到徹底自給自足。通過市場合作得到的遞增規模報酬收益則大大超出人們的想象。擴展一下，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成本包括，一、學習成本，包括一般知識和專業知識的學習；二、內生交易成本，即楊小凱所說的國家、監獄、警察和法院的成本；三、外生交易成本，如運輸和通訊的成本；四、科斯談判成本（后來他本人擴展為“定價機制的成本”）。這種方法是科斯開啟新范式之后我們對經濟秩序的理解。這種廣義的交易成本概念使我們在科斯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深化對交易成本理論乃至整個經濟秩序的理解。從方法論轉換的角度而不是從字面意義的準確性理解科斯定理，是我們理解科斯的正確方向。與成本收益相聯系的是效率。效率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局部可觀察可驗證的效率，還有一種是我們個體無法利用直接感知所能把握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只要產權界定清楚了，交易成本很低，有效率的那一種方案一定被選擇。但有更多的效率是我們的直觀感知無法把握的。社會中的大量“有效率”來源于迂回的生產鏈條，以及支撐迂回生產鏈條的一些條件。這種效率是在個體無法感知的更大范圍內迂回生產方式中實現的。如果我們把科斯定理不恰當地放到更大的框架中去，就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的精髓。科斯定理討論的是真實世界中的局部條件下當事人的談判導致的優化，適用僅限于交易當事人可以感知的范圍，此時，如果產權界定清晰，交易成本很低，那么，資源配置一定會達到最優結果。科斯指出使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但科斯在最初的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是所謂不考慮界權成本的市場交易成本（凌斌，2008），但是這不構成理論創新的重大瑕疵。不過我們需要指出，有價格參照才好估價成本，才可能發生“經濟計算”。價格是交易出來的，交易產生相對價格體系。這個體系成為行動者個體行動的參照。因此“使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準確的說使用價格機制是需要花費實際資源。科斯這句的成本是“costs”，不是我們講的會計成本那個"成本"，而是“代價”即實際的資源付出。科斯的成本里面還是包含了司法成本（楊其靜，2008），例如契約的執行。但是立法成本，初始權利界定的成本，例如俄羅斯和東歐私有化的成本，就是重新界定產權的成本；立法活動之初的成本，這些科斯沒有考慮，但是沿著科斯的范式開掘下去時一定要考慮的。即便如此，提出科斯忘掉了界權成本可能還是談不上對于科斯定理的重大補充。D. Allen, 張五常、阿羅、楊小凱、阿爾欽等都明確提出了交易成本是界定和保護產權的成本或制度運行的成本。幾種比較是有意義的。一個是克魯索.魯賓遜一人世界。那里沒有交易，沒有企業；一個是共產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世界，那里沒有交易，全國只有一個巨大的企業；一個是假想的市場世界，那里充滿交易，沒有企業。有三種成本在這三個世界各不一樣：一是交易成本；一是組織成本；一是學習成本。在自給自足世界，交易成本=0，組織成本=0，學習成本很大，獲取吃穿住行的知識什么都要學，而且還很不專業。這個世界收益最低。在共產主義計劃經濟世界。交易成本=0，但是組織成本取向無限大，而且取向速度很快。因此邁克爾.波蘭尼深刻地揭露了前蘇聯的純粹計劃經濟從來沒有實施過，是“裝扮的”，其實中國的計劃經濟也是裝扮的，因為純粹計劃世界的大規模合作長期根本不可能，基本秩序無法形成，因此掩蓋在五年計劃、十年計劃下的是一個接一個商業活動。市場的世界，交易成本是很高，這一點被張五常和諾斯所證實，但由此組織出來的全局有序的“回報”大大抵消了使用價格機制的“成本”。摩擦力的比喻是值得斟酌的，如果我們假設摩擦力是“壞”的話。在一個無組織的市場交易世界，組成成本為0。現實世界是對于假想市場世界的修正，就是有企業組織的市場世界，在這個世界，有組織成本，有交易成本，有學習成本。從個體層次向系統層次的轉換以后，交易成本概念的意義不再顯著。三個世界的有意義的比較分析是肯定性方面的收益分析。相應的比較轉向合作秩序中的預期是否滿足；整個經濟體系中個體的生活質量和可行能力（阿瑪蒂亞.森，1998），以及經濟體系的適應性（阿爾欽，諾斯，納爾遜和溫特，霍奇遜，彭羅斯，羅斯比，蘭羅伊斯）。二、科斯的方法論貢獻在羅賓斯以來的配置范式和布坎南倡導的交易范式之間，科斯是一腳站在新古典里面，一腳邁進了交易范式，而這在1937年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馬歇爾1890年的經典著作是新古典范式的開端）。科斯發現交易成本而強調交易，而哈耶克則從交易范式走向了演化范式，他把經濟系統當成眾多系統中的一個系統，而且經濟系統的規律廣泛存在于其他系統中，經濟系統只是一個特例。科斯在晚期著作中說，他發現經濟系統是極為復雜的，要把經濟系統的特征納入經濟學分析，而這種分析一旦納入，就會引起價格理論或微觀經濟學結構的徹底變革。科斯成功突破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科斯引領正統理論第一次走出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走出還原論立場，從系統和相互關系看經濟交易（分工和合作）秩序。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的區分也不是關鍵。把交易提出來作為中心議題，就是把制度提出來作為中心議題。交易，都不僅僅是物品和服務的讓渡，而是權利的讓渡。交易的是權利（Hodgson,2004）。交易的好處是制造出相對價格體系（茅于軾，2007）。方法論個人主義看不到這一點，或大大低估了這一作用。有了相對價格體系，大范圍的匿名合作才有可能發生和有效運行。大范圍匿名合作的本質迂回生產，獲得的是呈現指數增長的遞增報酬。但是這一切不是免費的。交易要成本，這就是交易成本。科斯當初主要直接關注市場上發生的發現交易對象、契約和執行契約的成本。但是我們由此推論，不僅如此，凡是為了交易得以發生和執行的近期和前期成本都是我們獲取巨大遞增報酬的代價。因此，交易成本是一個代價，這個代價是值得付出的，因為人們經由交易達成的看不見的合作的收益實在是太大了。看不到大范圍匿名交易的合作本質，就不能離開字面意義理解交易成本，就會走入理解的誤區。經濟學家中，理解了大范圍匿名交易的合作本質并竭力維護之的是斯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一批經濟學家。交易費用的最初引入必然使他看到交易的重要性，使他看到問題的相互性，從方法論個人主義走向了把經濟看成一個系統的運轉。科斯的方法論實現對新古典范式的超越，交易費用的最初引入必然使他看到交易的重要性，使他看到問題的相互性，從方法論個人主義走向了把經濟看成一個系統的運轉。雖然科斯早期可能沒有意識到，但客觀上他的貢獻引發了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運動。指出侵害具有相互性，意味著對于經濟學強微觀還原論的放棄。成本、收益、權利都是經濟學中的還原論概念。這些概念有助于我們從下而上理解經濟過程，但是這僅僅是理解的一個方面。站在放棄還原論方法論，權利界定給那一方不重要，關鍵是是否有利于資源在當時當地條件下得到最優配置。特定市場參與者擁有什么，對于個體而言是重要的，對于經濟系統而言是不重要的。例如給一個40人的班級發放一筆10000元的獎學金，這10000分配給哪些具體的個人，對于老師來講不重要，關鍵是是否對于每一個學生給于了恰當的學習成績評價，讓學習成績與獎金額度良好匹配，從而起到了激勵作用，帶來整個班級成績改善。發放獎金的老師不會站在單一學生的角度思考損益。個體視角，失去一筆1000元的獎學金是一件大事；在班級視角，這1000元被另一個人得到了，沒有損失發生。在系統層面，沒有成本，沒有收益，有的是預期的應合，以及系統的學習過程和適應進化。科斯打開了通向脫離強微觀還原論的第一個缺口。使我們看到屁古方法的瑕疵，就是制止侵害的辦法是一種狹隘的個體視角。往上走一步，達到二人相互世界，侵害的相互性意味著在最簡單系統層面上看待“損益”；再往上走一個層次，損益概念不再有用，取而代之的是“基因”，“新奇”，“選擇”和“適應性”。在生物學類比范式里，大量的牛頓力學范式的新古典概念將被放棄。圖式的改變。作為一種解釋圖式，科斯范式對于主流范式是一種噪聲，是對于當前“適應盆”的一種“逃逸”。經濟學總體作為一種解釋世界的圖式本身需要在選擇壓力下不斷適應。如果說加里.貝克爾、斯蒂格勒和盧卡斯這樣的經濟學家屬于既有圖式下的修正，那么科斯算是圖式改變式的重大變化。沒有噪聲的干擾，一種適應只是在選擇壓力下朝向一個方向運動，極有可能使理論停留在一個“較淺適應盆”里自得其樂（M.蓋爾曼，1994）。朝向更深適應盆的可能性來自于類似科斯范式的圖式多樣性的噪聲干擾逃逸行為。就像語言一樣，經濟學也是一個解釋世界的復雜適應系統，它要在選擇壓力下向最適應演化，而可靠的方式不是單向度的，而是伴隨著噪聲干擾復雜模式。科斯或許就是這樣一個“干擾”樣本。圖式改變式適應的檢驗時間尺度不是幾天或幾年，而是以百年計。科斯一方面使用邊際替代分析，一方面又把交易成本作為核心概念引入分析，可以視為一個邁出第一步身跨兩界的人物。令人驚奇的是，同樣是在1937年，哈耶克在《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劃時代的“經濟學與知識”一文，這是一篇在新古典范式看來驚世駭俗的作品——哈耶克的偏離似乎走的更遠，他否定了“一般均衡應該置于經濟學分析的中心位置”，轉向一個共同體內的人群是如何通過分散決策利用無數特定時空下的局部知識來協調彼此的預期的問題，即深入系統黑相中探尋離散系統如何有效組織全局性行為。革命的火種在沒有相約的兩個地點同時點燃。而1950年阿爾欽安的叛逆之作和1982年納爾遜和溫特的著作則十分明確地把適應作為核心議題而直接挑戰傳統范式了。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把科斯的工作表示為“成功超越新古典方法論個人主義范式”的第一步。三、科斯思想對中國的深遠影響科斯對中國影響深遠，中國改革到了從經濟機制反思到經濟制度反思階段，科斯的理論和其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此時傳到中國正當其時科斯對中國的影響在于其理論切合轉型國家現實。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引進的西方經濟學屬于新古典主流理論，這種理論預設一個良好運行的制度背景，轉而集中關注資源配置機制特別是價格決定問題，分工和交易、法律和制度的主題都從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中淡出。而轉型中國乃至晚清以來中國的現實，是苦苦求索如何從一個封閉社會邁向現代國家。而建設現代國家的經濟體系，我們缺的恰恰是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假設早已存在的制度背景。僅僅討論經濟機制問題不足以解釋中國改革和整個制度變遷，需要思考更深層次的經濟制度問題，尤其是產權制度，中國改革到了從經濟機制反思到經濟制度反思階段，科斯的理論和其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此時傳到中國正當其時。科斯對中國的影響體現在從科斯的經濟學理論對中國改革實踐的應用；科斯摯愛著中國，晚年科斯還直接就中國改革問題發聲，提出自己的見解。第一、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問題是組織成本太高，阻止分工深化。由于交易所支持的“專業化和分工（而不是所謂“民生”和“福利體系”）決定整個經濟體系的生產效率和人們的生活水平”。計劃經濟患了“致命的自負”的毛病，以為一個超級理性主體可以設計和指揮整個經濟系統，殊不知這樣一來市場交易成本是節約了，可是隨之而來的是驚人的組織成本。消滅所有市場經濟痕跡代之以命令體制。私人財產被剝奪，市場交易被禁止，市場交換倫理連同傳統道德根基被侵蝕，企業家精神被徹底窒息，“不勞動者不得食”被“不服從者不得食”所取代，市場交易成本的確趨近于0。其實更加根本的，根本不存在超級理性的決策主體，這些所謂超級理性主體根本無法處理經濟系統運行所依賴的巨量局部知識和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利用問題。科斯推崇哈耶克，“哈耶克認為由于社會中的知識是分散的，所以計劃經濟是不可能成功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因此中國的問題是如何發展出諸多的市場主體，以節約高昂的組織成本，這就是一個分權、重新承認和界定產權的改革過程。以市場作為基礎性的配置資源的機制當然需要成本，但要遠遠低于計劃體制下的組織成本，更加根本的是，后者徹底限制交易（連同一系列復雜的制度安排）而阻止了一個經濟體的分工深化。從斯密那里我們知道，分工深化是國民財富的核心秘密。第二、改革是邊緣革命的結果。由于自身的歷史條件，中國從更早的19世紀后期開始，就被激進的意識形態所淹沒，其整個文化傳統為知識精英所拋棄。從那時起，中國如浮云一般飄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發生的一切又出乎人的意料。它似乎正努力發揮其潛力。過去30年來，在中國發生的令人矚目的市場轉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然而，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的不是政府，而是我們所說的“邊緣革命”。饑荒中的農民發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引進了農村工業化；個體戶打開了城市私營經濟之門；經濟特區吸納外商直接投資，開啟勞動力市場。與國有企業相比，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邊緣力量”。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開價格也不被允許，于是，價格雙軌制應運而生。科斯認為，別無他法，中國只能走實驗之路。再加上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使中國領導人胸襟開放，渴望嘗試新事物，并對任何事先設定的藍圖產生了懷疑。當中國苦苦追尋富強之路時，它逐漸擺脫了激進的意識形態，回歸實用主義。在其中，中國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資源——實事求是。第三、政治家的第一美德是審慎，社會事務領域沒有人知道是否存在唯一的正確以及它在何處。改革的本質是試錯，改革就是要啟動一個開放的演化進程。“我們對經濟系統運行的許多方面都是驚人的無知，我們所做的都是試驗……（中國）這場改革是在人們意料之外的，沒有辦法提前預測”。 市場社會是一個開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過程。科斯在寫給天則經濟研究所2010年舉辦的“科斯與中國”經濟思想研討會的賀信中說，要“把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研究，探索這個系統如何生產各種已有的產品，如何不斷挖掘新的產品。我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都必須將它們置于一個不斷演化的經濟系統中加以考察”。第四、缺乏思想市場是中國當前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科斯把對經濟系統運行的一般理解運用于“思想”的市場。在接受媒體訪談中科斯談到，過去30多年中國的市場轉型只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起步，中國豐富的傳統會和多樣化的現代世界結合起來。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令人驚嘆不已。但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中國的工業化速度和規模雖然讓人印象深刻，但在創新方面卻乏善可陳。錢學森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后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的原創性思想家或有創見的科學家？”我的答案是：中國缺乏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今天的中國旨在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不能防止錯誤思想或邪惡信念的產生。但歷史已經表明，壓制思想市場會招致更壞的結果。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會培育寬容，這是治療偏見和自負的良藥。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錯誤思想很少能侵蝕社會的根基，威脅社會穩定。“錢學森之問”清晰表明，一個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不僅是學術卓越的一個先決條件，也是開放社會和自由經濟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礎和知識基礎。沒有這樣的思想市場，人才將難以實現多樣化。在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商品市場的引入不僅為中國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也幸運地引導中國找回了自己的文化根源。思想市場的發展將使中國經濟的發展以知識為動力，更具可持續性。而更重要的是，通過與多樣性的現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中國將復興并改造其豐富的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