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鋼鐵、煤炭等工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后，農業領域如何表現，值得期待。

　　12月16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當前中國農業的基本國情是，盡管總量連年持續增長，但部分農產品卻面臨階段性產大于求與結構性短缺并存的尷尬景象，同時農產品的整體質量還難以滿足國民消費需求和國際競爭。

　　因而，農業供給側改革需要解答的問題是，怎么樣調整農產品結構，提供綠色優質的農產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供的方案，一是去庫存，抓好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糧食庫存消化工作;二是改革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在此之外，還需要增加“制度供給”，通過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等，為農產品結構“轉型”營造良性環境。

　　玉米去庫存打頭陣
　　種植業與產業化程度相對較高的畜牧業、養殖業不同。要提供綠色、優質的農產品，種植業供給側改革還要解決更重要的問題：怎么樣破除生產量、庫存量和進口量“三量齊增”的尷尬現象。

　　從2004年到2015年，我國糧食產量實現“十二連增”。但是，2011年下半年以來，受臨時收儲政策“托市”的影響，卻出現進口糧價比國內糧價低的持續“倒掛”現象。這造成進口糧食入市，國內糧食入庫的尷尬情況，也促使糧食進口量持續增加。

　　以玉米為例，隨著玉米庫存不斷增加，東北等核心產區新糧收儲矛盾和安全儲糧壓力也比較突出。而連續8年的臨儲政策，扭曲了國內玉米市場價格，特別在國際糧食供應過剩環境下，政府需要解決天量的玉米庫存。政府收購價格鼓勵了國內生產，但同時刺激進口大量增加，因為食品和飼料生產商轉向更便宜的進口玉米。另一方面，由于比價因素，農民傾向于選擇“托市”更保險的品種，例如選擇種玉米而放棄種大豆，造成玉米庫存積壓而大豆結構性短缺。除了造成大量庫存，玉米臨儲政策還使得市場對價格不再敏感。

　　這也是使得“玉米”成為國家高層直接點名要去庫存的作物。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及，要抓好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糧食庫存消化工作。其中，被國家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稱為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敗關鍵因素的是，當前的玉米去庫存。

　　與企業主導的市場行為不同，玉米去庫存的關鍵，在于國內受到政策“指揮”的億萬農民。業內普遍認為，“三量齊增”的糾結在于，一大原因在最低價格制度、臨時收儲政策干擾了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控制著農民的種植意愿。因而，與農產品結構調整相聯系的制度改革，是自2014年開始的農產品價格改革，其主要思路是“市場定價、價補分離”。2016年，內蒙古和東北三省將以往的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

　　張曉山分析，農產品價格改革非常難做。這是因為政策的出發點既要適應市場需求，又不能損害農民的利益，分寸難以拿捏。

　　農業部數據目前體現的進展是，玉米產量已經下滑，預計2016年減少約1770萬畝;而大豆預計未來10年將有恢復性增長。而經濟作物棉花的種植面積、產量雙雙下降。

　　張曉山認為，隨著玉米收獲季的結束，玉米去庫存成效如何，很快就可以顯現出來。

　　推動“制度供給”
　　在價格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的基礎上，要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還需要外部“制度供給”的助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農業供給側改革至少還設計地、錢、人三大農業生產經營的必要元素。該會議要求，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統籌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

　　張曉山認為，還需要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改革，有助于推動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從而推動更多大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優質農產品的出現。

　　2016年取得進展的是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獲得推進，但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有效”的進一步解析還有待明確。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而此前較受到關注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被認為是農民融資的必要途徑。

　　需要強調的是，農業領域之外的“制度供給”也同等重要。湛江國聯董事長李忠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的企業出口高速增長的背后，還有政府部門簡政放權的功勞。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看，2017年有望推動或影響農業經濟的“制度供給”，除了簡政放權系列政策外，至少農村環境突出問題綜合治理、退耕還林還湖還草等環保政策，還有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創建、質量安全監管等配套政策。

　　張曉山說，農業的“制度供給”不僅限于農業領域，而是系統政策的整體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