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預期中的疾風驟雨并沒有來到。

　　2月25日，財政部曾召集各省區負責人參加有關地方融資平臺監管座談會，以征求對《國務院關于規范地方及其融資平臺公司的舉債和擔保承諾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的反饋意見。焦作投資集團副總經理秦建斌當時看到了這份來自財政部的征求意見稿。而這份意見稿也正在各地方8000多家融資平臺公司中廣泛流傳。

　　這些融資平臺公司認為，征求意見稿出臺，毫無疑問是中央整肅融資平臺信號釋放。2009年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的急速膨脹，引起了監管部門的注意。今年年初以來加強對地方融資平臺監管的風聲越來越緊。

　　但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正式文件遲遲不能出臺的背后，則是來自地方政府和各部門的阻力。

　　來自地方政府的反彈

　　“融資平臺規范的正式文件尚未下發，這主要是來自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阻力。”一位不愿意具名了解內情的人士告訴記者。

　　據悉，在2月底廣為流傳的征求意見稿中，措辭比較嚴厲，不允許風險大的融資平臺再通過銀行貸款或者發債等方式融資，并且可能會取締一些沒有實業的融資平臺，還有一條與地方政府密切相關的就是不允許財政擔保。

　　在拿到這份征求意見稿之時，秦建斌頗有“微詞”。他認為焦作投資集團不能與財政部要規范的投融資平臺歸為一個系列。“財政部規范的是利用財政出面做擔保的那類融資平臺，而我們已經不需要財政做擔保。”在秦建斌看來，國家對融資平臺的規范不能“一刀切”。

　　秦坦言，正是看到了這份征求意見稿，焦作投資集團在使用銀行授信方面還是謹慎了許多，但這并不影響投資集團的進一步發展，還會按照既定的思路去壯大發展。“地方融資平臺風險是存在，但也要看到它積極的一面，沒有地方融資平臺就不可能快速的推進城市化建設，要想真正做點事的城市，一定離不開融資平臺的作用。”他說。

　　一位央行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承，地方建設中有實際資金需求，成立融資平臺無非是為了符合貸款條件能融到錢，是中央地方財權事權不對等的產物。單整肅地方融資平臺的意義不大，還需要配合財稅體制改革。

　　“地方政府要舉債該怎么辦，地方政府要發展錢從哪里來，融資平臺的成立其實就是要做地方政府想做的事情。”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賈康新聞,賈康說吧)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

　　與秦建斌有一樣看法的不在少數。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財金司司長徐林(徐林新聞,徐林說吧)撰文，呼吁正確看待地方融資平臺對地方經濟發展和改革的積極作用，“特別要注意防止矯枉過正，使地方投融資平臺正常運營的資金鏈斷裂，導致潛在風險的顯性化。”

　　對于發改委官員的言論，外界普遍認為，批項目的發改委和實施項目的地方政府是利益共同體，所以會傾向于為地方政府破紀錄舉債搞基礎建設的行為辯護。所以必須搞清地方融資平臺的來龍去脈。

　　事實上，地方融資平臺是地方財政的有力支撐，古往今來，地方財政都是各地中央統治者面對的重大課題。

　　需要更深層次的改革

　　今年年初以來，作為地方財政重要支柱之一的地方融資平臺，備受爭議。據有關部門統計，2009年年中，全國8221家融資平臺獲得授信總額8.8萬億元，貸款余額5.56萬億元，與國債余額規模相當。于是對融資平臺的風險擔憂便引起決策層的關注。

　　在諸多專家看來，各地融資平臺無論是什么性質，怎樣的運營模式，都需要真正的專業化運作。“現在真正懂得資本運作的融資平臺管理者并不多，很多地方融資平臺的管理人員均來自政府公務員，雖然是公司體制，但公司化的運營和運作思維還沒有打破政府思維。”財政部財科所一位參與制定征求意見稿的專家對記者表示。

　　除此之外，這位專家還認為，目前大家在規范融資平臺公司治理、負債透明化、防范融資平臺風險等方面已經達成基本一致，但是對具體的融資平臺范圍界定、規范方式、以及對策上，還存在分歧。

　　　部分專家建議，對于確實應該由政府承擔建設責任的公益性社會類項目，應該通過加大財政預算資金投資和中央轉移支付、特殊國債等多種渠道，安排項目資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則建議，應完善中國財稅體制，平衡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降低地方政府對外融資的依賴性。“在現階段中國急需摸清地方政府現有債務規模，減少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防止盲目借貸。同時，還需建立一套既符合地方財政債務狀況，又能反映地方財政風險程度及其變化發展趨勢的風險控制標準，以監測和預防債務風險發生。”巴曙松說。

　　4月1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署名文章表示，堅定不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研究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從而培育地方支柱財源，盡可能增加地方本級收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其文中明確表示，“在統一稅政前提下，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實際上，今年“兩會”上中央和地方在許多問題上看法的不一致，很大程度上源于財政問題，謝旭人的文章可能是一個信號，如果真的啟動分稅制改革，賦予地方足夠的稅權，或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