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決定》有關財稅體制的改革內容，大都圍繞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推進政府職能轉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等核心內容進行重構。

　　主要體現在：一，在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和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基礎上，探尋出一個政府會計制度，真正基于市場邏輯厘定政府信用;二，助推政府職能轉向公共服務，逐步退出建設型財政，有助于剎住新增地方債務;三，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等，從稅制安排和財事權協調等領域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正如《決定》中所述，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梳理《決定》有關財稅體制的改革內容不難發現，大都圍繞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推進政府職能轉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等核心內容進行重構，構建一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框架，護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活經濟社會的內生活力。

　　具體而言，若提議中的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等一旦有所突破，將不僅可緩解近年來一直備受詬病的政府部門年底突擊花錢的陋習，實現跨年度財政預算平抑，而且將為構建政府會計制度和政府資產負債表提供空間。

　　當前以年度部門預算為主的政府財政預算編制，帶有一定的短視性，市場不僅很難有效甄別政府的整體財政收支情況，而且也很難了解政府的資產負債結構狀況，客觀上牽制了市場真正有效基于政府資產負債結構等市場邏輯厘定政府信用，導致要構建金融市場風險定價基礎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很難。

　　可見，今后財稅預算體制改革，若能在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和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等基礎上，比擬公司會計制度探尋出一個政府會計制度，使市場不僅能獲得基于收付實現制的企業年度預算收支等現金流報表，又能整體上獲取基于權責發生制的政府資產負債報告，將極大地完善市場的基礎定價體系，使市場能為政府信用進行有效確信，而非基于一種政府不會違約的意會判斷政府信用狀況，將有助于矯正定價扭曲，助力市場真正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進而可有效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同時，建立規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重點支出一般不采取與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事項，逐步取消競爭性領域專項和地方資金配套等，給市場傳導出政府將逐漸退出建設型財政之信號。如何有效拆除地方債風險無疑備受市場關注。若能借財政體制改革而助推政府職能轉向公共服務，逐步取消政府的建設型功能，將有助于剎住新增地方債務。這樣一來，通過消化存量、控制增量等手段，將可逐漸減輕地方債的負面影響。畢竟，若單純基于存量地方債管理，而未有效推進政府職能轉型，很容易出現存量債務處理趕不上地方新增債務速度，進而不僅會陷入債務惡性循環陷阱，而且若政府繼續保留經濟建設性功能，則很難有效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

　　不僅如此，《決定》中的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加快房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及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等，則將從稅制安排和財事權協調等領域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當前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實際上并不利于有效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因為流轉稅等間接稅的計征客觀上要求政府深入到市場細節，以防范納稅主體“說假話”侵蝕政府稅源，而若以在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的同時，推進增值稅改革，適度簡化稅率，并推進房產稅，以家庭為單位建立綜合個稅制度，使其他稅種的稅前費用足額抵扣，將有助于在財稅領域緩解權力的自由裁量空間。

　　而有關財事權匹配的改革，無疑將在中央地方財事權方面產生一種新的平衡，尤其是若中央政府在教育、社保、醫療等領域構建一個國民基礎性社會保障包，不僅有助于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政府職能公共服務化轉型，而且將助力全國統一市場的構建，可為勞動力等諸多要素資源的全國性配置提供一個低制度成本的體系，進而緩解地方保護主義對要素資源流動的阻塞。此外，《決定》明確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力度，若能促成政府向市場主體和各類非官方N GO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實行部分公共服務向市場和社會外包，將不僅有助于簡政提效，還將從財政支出角度厘清政府與市場、社會邊界，降低行政執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