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現在的位置：財稅體制陷困境
現行財稅體制已經走到了十分重要的拐點，甚至可以說已經遇到了巨大的瓶頸。如何取得突破，如何改變目前財權與事權極不匹配，如何通過財稅體制改革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并維護好企業和居民利益等，都是財稅體制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而如果仍像上一輪改革一樣，單兵出擊或只為某一方面的目標服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也是無法達到目的的
眾所周知，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堪稱新中國歷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財稅體制改革，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十分重要的一項改革。
由于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如何增強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因此，改革方案的設計，也主要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稅制的設立、稅收的分配、財權的界定以及稅收征管的措施等，幾乎都沒有什么可逆性，沒有可以在實施過程中進行調整與完善的空間。
也正是因為方案的設計過于強調某一方面的作用，故方案的靈活性、可塑性就比較差，局限性和階段性特征卻比較明顯。尤其在財權與事權的匹配方面，基本沒有前瞻性，如在此后的實施過程中，中央不斷地將事權下放給地方，卻沒有將財權同步匹配給地方，導致地方財政越來越困難、越來越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為什么地方政府會如此依賴“土地財政”、利用“土地財政”籌集建設資金，除錯誤政績觀所致外，與分稅制財政體制的不合理也有著密切關系。
不僅如此，由于過度強調中央財政的調控權，使財力過度向中央集中，地方在過度開發“土地財政”的同時，為了多爭取一些財政分成收入，又不顧一切地加大了稅收征管力度，使財政收入的增長脫離了經濟發展實際，連續近20年以GDP兩倍以上的速度增長，且多數年份是以GDP三倍以上的速度增長。其直接后果，不僅給企業再生產帶來重大影響，而且使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一方面，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速度逐年放緩，實際購買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土地財政”帶來的房價等快速上漲，使居民的相對購買能力也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由于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導致財政支出也水漲船高，連續在高平臺上快速增長，使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大大降低。尤其是中央財政，在財力過度集中的情況下，相當一部分財力變成了部門的既得利益、可支配利益，變成了部門權力的象征。如每年年底的突擊花錢，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我們說，在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嚴重削弱的情況下，對財稅體制作出適當調整，是完全應該的。前提是，這樣的調整必須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發揮以及不損害企業和居民利益的基礎上。也就是說，體制必須有一定的靈活性，亦即在中央財政調控能力達到一定水平的情況下，能夠通過自我調節與完善，使體制更加科學、合理與公正。
顯然，現行體制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與功能，也沒有充分兼顧到地方、企業和居民的利益，尤其是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國有企業改革力度的加大、就業壓力的增強、中低收入人群的擴大等帶來的社會保障要求變高，更使得體制的局限性和階段性特征明顯，產生的負面作用與影響加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扭曲了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匹配關系、扭曲了政府與企業、居民收入分配關系以及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大大下降、財政支出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如果繼續就財稅體制改革而改革，單兵出擊，可能已經難以取得實質性效果，而必須其他改革協調推進，尤其是以下幾個方面。否則，將很難達到預期目的。
一是行政體制改革。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在財政收入連續近20年保持高速增長的情況下，財政的困難卻不斷加劇，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得不到同步提高呢?原因就在于，政府運轉所消耗的財力過多。其中，人員經費和辦公經費等是最主要的支出項目。這也意味著，要減輕財政負擔，就必須大力精簡人員。否則，財政收入增長再快，也滿足不了政府機關的運轉需要，改革也難以向前推進。所以，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精簡機構、精簡人員就成了必須協調推進的重要方面。這其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如何理順，是否可以給地方一定的稅收立法權，也是行政體制改革必須突破的地方之一。
二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該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是互為呼應的。財稅體制改革可以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同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對財稅體制改革也十分重要。如對高收入行業、高收入階層的約束和限制、對非工資性收入行為的規范和調整等。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同步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難度也很大。
三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的“穩定囂”、“案例閥”，如果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對財稅體制改革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然會影響到財稅體制改革，如社會保障稅稅率的確定，社會保障稅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等。所以，如果讓財稅體制改革單兵出擊，那么，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就很難推進。特別是社會保障稅的稅率，定高了，企業受不了，定低了，政府受不了。如何在財政收入與社會保障稅之間作出合理的分配與界定，十分重要。
此外，醫療衛生體制、教育科學體制、社會信用體系建立等，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
現行財稅體制已經走到了十分重要的拐點，甚至可以說已經遇到了巨大的瓶頸。如何取得突破，如何改變目前財權與事權極不匹配，如何通過財稅體制改革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并維護好企業和居民利益等，都是財稅體制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而如果仍像上一輪改革一樣，單兵出擊或只為某一方面的目標服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也是無法達到目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