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份，曾有媒體質疑2000年日方信托給中國紅十字會5億日元“花岡和平友好基金”去向不明，認為中國紅十字會扣留2.5億日元費用。隨后，中國紅會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關于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的說明》，說明中稱，花岡基金的管理，中國紅十字會按照國家財務規定以及中國紅十字會財務規定，依照花崗基金管理委員會的要求進行使用，并接受著國家審計署的審計，不存在扣留2.5億日元的情況。

　　事隔近兩年，“花岡基金”疑云再起。2013年5月3日，長城抗戰網總編賈元良去到國家審計署申請公布關于“花岡和平友好基金”審計報告，5月24日，國家審計署書面答復稱，并未對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的使用情況組織過專門審計。對于該基金管理使用的具體情況,建議其向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咨詢。

　　賈元良對網易財經表示，之所以向國家審計署申請公開花岡基金審計結果，是因為想驗證紅會此前聲稱該基金正接受著國家審計署審計的情況是否屬實，賈元良稱，花岡基金這筆款項是中國勞工的生命血汗錢，使用情況應該受到重視。

　　此前，紅會聲稱，花岡基金共有5億日元信托金，其中的2.5億日元已經用于花岡中國勞工的撫恤。應基金管理委員會的要求，其余2.5億日元要求用于繼續尋找花岡中國勞工和家屬進行救助及花岡勞工每年赴日本參加祭奠活動、展覽或會議等花費。顯然，該筆款項的去向被紅會簡單對半解釋，收支明細卻并未公布。2013年4月29日，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在其官方微博回應稱，此事是2011年舊聞，紅會已于2011年10月21日澄清，并表示“中國紅十字會扣留2.5億日元中國勞工慰問金”的舉報。這是2011年的舊聞，紅會已于2011年10月21日澄清：1、基金已接受國家審計署的審計，不存在扣留2.5億日元。2、對于花岡基金，紅會只有管理權而無使用權。3、基金屬信托身份，僅委托方有權查詢。

　　據媒體公開報道，記錄花岡事件一書《尊嚴》的作者李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這筆款項屬于信托金，只有受托方有權利查詢、監督。信托方是日本鹿島公司，其他人沒有權利查詢。很多人士要求公布賬目，紅十字會根本不理睬。李旻稱，自己在寫《尊嚴》這本書時也曾多次采訪中國紅十字會，要求公開接受賠償受害者人數以及收支明細，但始終沒有得到答復。

　　對于國家審計署否認對花岡基金組織過專門審計的情況，近代史學者章立凡表示，紅會應該公布賬目以自證清白，若紅會拒絕主動公布，建議受害者親屬和社會人士聯合啟動法律程序。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為了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從我國強行抓走近4萬名俘虜和百姓到日本做苦役。其中，986名中國人被先后送到鹿島建設株式會社(時稱鹿島組)花岡作業場，由于惡劣的工作與生活環境，以及監工的打罵摧殘，半年中有超過200名中國勞工死亡，1945年6月30日深夜，在被擄勞工中原屬國民黨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二營五連上尉連長耿諄的帶領下，暗中組織暴動反抗，但暴動最終失敗。事件前后共有418名中國勞工慘死，該事件被稱為“花岡事件”或“花岡慘案”。

　　1987年，由曾經經歷過花崗暴動的中國勞工組成的“花岡受難者聯誼會”向日本鹿島建設株式會社提出索償。具體要求有：謝罪、在日本大館市和北京建設紀念館，以及賠償每個受難者500萬日元。1995年6月，正式在東京提起訴訟。

　　2000年11月29日，在日本東京高等法院主持下，日本律師團代表原告與被告達成“和解”。鹿島建設在不承認法律責任的前提下，向中國紅十字會信托5億日圓成立“花崗和平友好基金”，用于所有花崗事件受害者及其遺屬的生活援助和教育補貼，但是，以耿諄為代表的部分花岡受害者并不接受這個所謂的“和解”。2003年3月28日，耿諄通過中新社發布嚴正聲明，表示拒絕領取可恥的鹿島捐出的發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