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作為一個不斷升溫的詞匯，其熱度在可預見的時間內，注定還將繼續升高。“供給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簡稱，其權威表述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一表述的深意或在于，它不僅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層面戰略調整的新提法，同時意味著中國社會總體治理戰略的調整與轉變。

　　而財稅體制改革是與我國整體經濟改革同時推進的重要舉措，關乎全社會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如今，這項改革正在本屆政府的推動中不斷深化。

　　那么，在供給側的背景下，財稅體制改革何去何從?如何理解“稅痛”?“稅痛”的具體表現在哪個幾個方面?怎么做可以消減稅痛?本報記者就此專訪知名財稅倫理學者、西安市稅務學會副秘書長姚軒鴿。

　　“供給側”為財稅改革提出新要求

　　記者：在供給側的背景下，財稅體制改革需要有哪些作為?

　　姚軒鴿：“供給側”為財稅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也就是為未來中國財稅改革提出了主要目標與使命：

　　第一，必須明確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徹底改變政府責任錯位與越位的問題。根本措施在于，啟動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改變目前民主位階較低的現狀。近期目標在于通過建立和實施協商民主，建立國民利益表達機制，改善政府與民眾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現狀，實現供需信息的透明化，重點在于切實落實《預算法》，強化財政支出的透明與公開，保障公共資金收支權力能得到有力有效的“閉環式”監督與制衡。

　　第二，必須通過“系統性”重構的“供給側”結構性財稅體制改革，全面彌補公共資金來源與支出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全面化解公共產品供給成本高、數量少、品種單一等矛盾。在稅收方面，政府要減稅、減權，做好本分。要通過“費改稅”，全面降低納稅人稅負。在支出方面，要借用大數據時代的技術優勢，準確收集全體民眾的真實性公共產品需求與私人產品偏好，徹底改變以往根據政府及其官員的意志與偏好供給公共產品的習慣性做法。既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要“用于民之所需”。關鍵是，必須建立公共支出權力“閉環式”有效監督機制，消減公共資金浪費現象，堅決消減公務成本。

　　第三，要重視公共產品結構缺陷問題，研究供需錯位問題存在的主因，徹底解決公共產品合意性差、性價比低的問題。既要重視 “低級需要”、“物質主義動機”，或者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等物質性需要類公共產品的供給，也要重視“中級需要”、“社會性動機”，即社會性需要，諸如歸屬和愛的需要以及自尊等需要類公共產品的供給，特別是認識和理解的欲望、審美、自我實現等高級需要類公共產品的供給。核心在于加大基本制度類———諸如人道自由、公正平等類制度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既要重視“內在屬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民生類)，更要注重“外在屬性”類公共產品、“表現屬性”類公共產品、“抽象屬性”類公共產品的供給，等等。

　　第四，必須借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契機，徹底解決公共產品供給機制落后低效的問題。為此，必須建立公正、公開、透明的供給機制。而且要通過公共產品生產過程和體系等要素的優化，全面提升公共產品總體供給水平的提升。

　　進而言之，“供給側”為財稅改革提出的新要求與新期待如下：第一步要通過“總量減稅、總體減速”，消減普遍性、表層的納稅人“稅痛”;第二步則要“財政透明、預算公開”，建立財稅權力長效監督機制，逐步解決征納稅人之間權利與義務分配不公的根本問題;第三步要“擴大稅權民意基礎，建立利益表達協調機制”，確立“納稅人主導的稅制”，逐步解決公共產品供給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與根本問題，直接促進和保證公共產品供求關系的高位階動態平衡，間接促進和保證私人產品供求關系的高位階動態平衡，最終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