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減稅痛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問題

　　記者：您在前面提到消減納稅人的“稅痛”，這里所說的“稅痛”怎么理解?

　　姚軒鴿：邏輯上，如果國民給國家交了稅款，但卻沒有交換到預期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話，這個國民的公共需求便未得到滿足，便會產生一種痛苦的心理。這種痛苦的心理，便是“稅痛”。毋庸置疑，凡是納稅者“稅痛”越大、越強烈、越持久的稅制，便越惡劣越落后，越難以籌集到期望的公共產品生產資金，只能提供合意性低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消減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換句話說，“稅痛”大意味著很難提供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意味著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相反，凡是納稅者“稅痛”越小、越短暫的稅制，便越優良越先進，越容易籌集到期望的公共產品生產資金，并提供合意性高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滿足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公共需要，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同理，“稅痛”越小、越短暫的稅制，越容易提供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也就意味著公共產品供給到位。

　　由此可見，消減“稅痛”自應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與重點。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稅痛”有哪幾種具體表現?

　　姚軒鴿：主要有四種“稅痛”。最強烈的，也是最淺表的“稅痛”，便是納稅者因稅負太重所感受到的“稅痛”，即所謂的稅負“稅痛”。道理在于，由于稅負較重，一方面直接減少了納稅人可支配的收入與財富，很容易被關注和在意，容易“痛”;另一方面，也因為此類“稅痛”最強烈，容易被觀察到。自然，社會各界關于消減此類“稅痛”的呼吁之聲便最大，但客觀上，也相對容易被消減。

　　其次的“稅痛”即所謂的稅種“稅痛”。顧名思義，也就是由于稅種不同所帶來的“稅痛”。比如直接稅與間接稅相比，直接稅的“稅痛”敏感度相對較大，間接稅的“稅痛”敏感度相對較小。即是說，在相同稅負之下，直接稅的“稅痛”感要大一些，間接稅的“稅痛”感要小一些。

　　或者說，在納稅者交納相同稅款的前提下，兩類納稅者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滿意度是不一樣的。直接稅納稅者對公共產品的性價比期待要高一些。因為他知道自己實際交納了多少稅款，也就自覺不自覺地在意和追問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與數量。相反，間接稅納稅者對公共產品的性價比期待要小一些。因為間接稅納稅者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真正交納了多少稅款。自然，其“稅痛”感就會相對小一些，不太在意稅款的真實用途和效率。客觀上，便容易忽視對政府用稅的監督與防范，縱容稅權的濫用與作惡。

　　再次的“稅痛”便是因為征納之間權利與義務不平等導致的“稅痛”。既包括征稅環節不平等導致的“稅痛”，也包括“用稅”不公導致的“稅痛”。質言之，此類“稅痛”是指征納之間基本權利與義務分配不遵從平等原則、非基本權利與義務分配不遵從比例平等原則所導致的。一句話，只有“取之于民”，沒有“用之于民”，進一步說，沒有“用之于民之所需”。直言之，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沒有遵從公正平等原則分配。

　　最后的“稅痛”，也就是稅款的征收和使用未經納稅人“同意”之“稅痛”。這是因為，一方面，“同意”意味著財稅權力的合法與否。而且，唯有在合法財稅權力保障下的權利與義務分配才可能公正平等，在不合法財稅權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與奉獻由于無關乎權利與義務，也就無關乎公正與平等。另一方面，因為“同意”直接關系著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合意性，關系著納稅者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滿意度，以及主觀“稅痛”的大小，所以，也就關系公共產品供給與需求的動態平衡度。

　　由此可見，如果能有效消減這四種“稅痛”的話，便意味著公共產品和服務性價比的提高，意味著供給側改革的到位，以及全社會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供求關系的高位階動態平衡。必須說明的是，公共產品性價比的提高，本來是私人產品高性價比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優良市場經濟規則的制定與捍衛等基本制度創建類的公共產品，等等。

　　把握重點分清主次

　　記者：您認為消減“稅痛”應該怎么做?

　　姚軒鴿：公共產品的“高性價比”不僅有助于滿足每個國民基本物質類公共需求，比如安全、生存、人際等等，也有助于滿足每個國民社會層面類公共需求，諸如自由、尊嚴、法治、民主等等，同時還有助于每個國民高級精神類公共需求的滿足，諸如創造性、藝術性需求等等。

　　當然，從“稅痛”消減的難易與強烈程度而言，消減“稅痛”的順序是：稅負之“稅痛”———稅種之“稅痛”———征納不平等導致的“稅痛”，———“稅權”民意基礎不堅實之“稅痛”。但“稅權”之“稅痛”屬于最根本、最重要之“稅痛”，這一“稅痛”的消減，顯然有待于整個社會政治體制的文明轉型。

　　總之，不僅全面消減“稅痛”應該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要義和重點，而且，消減“稅痛”還應把握重點，分清主次，講求智慧、策略與藝術，遵從“稅痛”的形成機理與規律。否則，一切看似動機良善的消減“稅痛”行動，完全可能事與愿違。而消減“稅痛”的實踐順序與改革目標應該是：加大減稅力度———降低間接稅占比———強化稅制公正———提升財稅權力合法性。唯有如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可能結出預想的碩果，走出經濟長期下滑的泥淖，促進中國社會的文明轉型，最終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