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門不斷更新的低碳新政，逐漸響亮的學者派聲音，連篇累牘的媒體報道，所有的這一切已經讓我們感覺到，碳稅??這個在去年還似空中樓閣的新稅種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接受大家關于碳稅的各種提問，因為按照我們現在的理解，基本上是研究的工作已經做完，我們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間開始征收碳稅。”在碳稅時間表的問題上，近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等多位著名學者高調表態。

　　作為《“中國碳稅稅制框架設計”專題報告》(以下簡稱《研究報告》)的顧問，他們的聲音被普遍認為是“碳稅”到來的信號。

　　本報記者專訪了姜克雋及相關專家學者，詳細解讀《研究報告》內容及碳稅實施的具體問題。

　　征收時間：

　　希望在“十二五”期間

　　對于碳稅開始征收的時間，此前有不少媒體報道可能將在2012年，但姜克雋卻未對這一時間表做出肯定。

　　“目前政府仍然未對開征碳稅的期限做出明確表態，我們也很難判斷，我只能說目前我們征收碳稅的外部環境已經很好了，希望碳稅能夠在‘十二五’期間開征。”姜克雋說。

　　姜克雋介紹，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的調研報告分析了我國開征碳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在中國開征碳稅的基本目標和原則，從稅制諸因素角度初步設計了碳稅制度的基本內容，并具體提出了我國碳稅制度的實施框架，包括碳稅與相關稅種的功能定位、我國開征碳稅的實施路線圖，以及相關的配套措施建議。

　　對于這一計劃，社會上的看法并不統一。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張德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短期內我國并不具備征收碳稅的成熟條件。

　　“從稅收的原理來看，理想狀態下，合理的稅收并不會影響經濟主體的正常經濟活動，”張德勇介紹，除了增加政府收入功能以外，稅收還具有調節收入分配、調節貧富、合理調動社會資源等功能。所以看待稅收不應該僅從收入的角度看，也要從支出的角度來看待。

　　張德勇認為，雖然我國經濟和技術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實力，但是國家在制定稅收政策時也應該考慮到“木桶原理”。如果我國和世界經濟在未來幾年內仍然保持良好較快的發展速度，則“十二五”期間征收碳稅是一個可以預見的目標，但是一旦全球經濟再次出現危機，這一計劃可能放緩。

　　“影響木桶中水量的往往是最短的那塊木板，就我國而言，雖然有著一大批成熟企業，但是相對落后的企業仍然在經濟增長和確保就業的貢獻中占有較大比例，如果政策過于激進，這一方面難以平衡。”張德勇說。

　　征收方式：

　　以企業燃燒排放二氧化碳為依據

　　碳稅究竟是什么，如果僅以二氧化碳排放為依據，即使是只對企業征收，那么是否人的呼吸也要計入企業的排放？

　　在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擬定的調研報告中，對于稅種實施方式總共提出了三種方案，首先是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作為計稅依據，在現行資源稅和消費稅基礎上進行加征，第二種方案是在資源稅、消費稅和環境稅之外單獨開征碳稅，第三種是將碳稅作為環境稅的一個稅目征收。

　　姜克雋介紹，從國際上看，能源稅和燃油稅都是作為消費稅直接對消費者征收的，比如在加油站直接對消費者征收燃油稅。但是在中國無法使用這種方式，因為中國的汽車保有量遠比發達國家低，在加油站出售的汽油和柴油只占一半左右。而且作假和偷稅漏稅的問題難以監控。

　　蘇明介紹，我國現階段碳稅的征稅范圍和對象可確定為：在生產、經營等活動過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環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是因消耗化石燃料所產生的，因此碳稅的征收對象實際上最終將落到煤炭、天然氣、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

　　碳稅稅率形式與計稅依據密切相關，由于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計稅依據，且二氧化碳排放對生態的破壞與其數量直接相關，而與其價值量無關，因此，需要采用從量計征的方式，即采用定額稅率形式。

　　“一種新稅開征一定要考慮成本，需要考慮征收以后企業需要多去多少次稅務局，稅務局需要為此增加多少人員來處理碳稅和能源稅的問題，” 姜克雋說：“所以我們必須制定一種最便于操作的方式。”

　　姜克雋說，碳稅與能源稅的區別在于，能源稅以煤、石油、天然氣等能源所含的能量來征收，而碳稅是以這些能源燃燒之后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作為依據。

　　起始稅額：

　　每噸二氧化碳10-20元

　　碳稅來了，這個話題一直令生產企業和公眾感到惶恐。對于企業來說，碳稅究竟能增加多少生產成本，對于個人來說，征收碳稅是否意味著物價上漲？姜克雋認為，由于起征稅點較低，不會對企業和個人造成明顯的負擔。

　　姜克雋介紹，歐洲目前現行的碳稅是200-300元每噸，折合算下來每噸煤的成本提高400-600元。如果初期采用這個價格，就會明顯影響到經濟發展和國家的產業結構。所以在擬定《研究報告》之初，已考慮到影響經濟的問題和企業適應能力的問題，稅額可能會定在每噸二氧化碳征收10-20元作為嘗試，而后根據企業適應能力逐步提高。

　　具體而言，每消耗1噸標準煤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約為1.9噸，等于把煤價提高30-40元，按照現行的煤價來計算，征稅所造成的煤價上漲為3至5個百分點。

　　煤炭漲價所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電價上漲。據統計，中國電力現有裝機總量中，火電比重達到80%，各類型火電廠使用的主要燃料是煤，而煤在發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達到60%-70%。

　　如果以上所有條件到征收碳稅時不發生變化，經過簡單的乘法計算，這一稅額造成的電價上漲為1.5%左右。

　　而環保部規劃院課題組則建議，每噸二氧化碳排放征稅20元，到2020年可以征收50元/噸。具體而言，煤炭(每噸)、石油(每噸)、天然氣(每立方米)分別征收11元、17元、12元的碳稅。

　　“從源頭上，這一稅額將直接對化石能源企業征收，而后這個成本會傳遞給消費者，體現形式上還是消費稅。”姜克雋說：“征稅的直接目的是改變大家的消費方式和生產方式，從而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收入歸屬：

　　中央地方“三七分賬”

　　對于碳稅的歸屬，《研究報告》建議，碳稅的收入歸屬上有三種選擇，即地方稅、中央稅、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一般而言，根據中央稅與地方稅的劃分標準，地方稅應該是具有非流動性且分布較均勻、不具有再分配和宏觀調控性質、稅負難以轉嫁性質的稅種。而碳稅對整個宏觀經濟、產業的發展產生影響，還涉及一個國際協調的問題。

　　蘇明介紹，從這個角度看，碳稅不宜作為地方稅，作為中央稅更為合適。但考慮到我國目前地方稅稅收收入過低，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建議將碳稅作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中央與地方分成比例為7：3。

　　《研究報告》稱，由中央財政集中碳稅收入用于支持節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新能源技術開發以及其他節能事業的發展。還需要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重點考慮低收入或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平衡地區間減排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格局。

　　《研究報告》對于碳稅收入應該采用以下使用內容和方式：一是用于重點行業的退稅優惠和對低收入群體的補助等方面；二是可以建立國家專項基金，專門用于應對氣候變化、提高能源效率、研究節能新技術、新能源技術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實施植樹造林等工程項目以及加強有關的科學研究與管理，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等方面；三是在具體使用方式上，應該更多地采用財政貼息等間接優惠方式，而較少采用直接補貼的方式，更好地發揮碳稅的作用。

　　對話

　　“用外部環境促使企業成熟”

　　??本報專訪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

　　碳稅對于我國非常必要

　　北京商報記者(以下簡稱“北京商報”)：有人認為氣候變化是發達國家的陰謀，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姜克雋(以下簡稱“姜”)：近期有很多人對于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報告提出了質疑，但是截至目前，該報告的絕大部分研究是沒有被推翻的。氣候變化正在發生，我們全人類需要對避免這個變化而做出努力，這個論調一點都沒有變。

　　2007年，我國GDP增長速度達到了14.2%，但是增長過程中產生了環境問題、健康問題。作為一個睿智的政府，需要很好地平衡發展和環境之間的關系。

　　局域污染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如果你每天跟數字打交道你就會覺得很嚴重，每天吃的東西里面有多少汞，每天呼吸的空氣中有多少PM2.5(可吸收顆粒物)。世界衛生組織有一個環境健康標準，目前我們的現狀與此差距較大。

　　“從這個角度上說，這已經是一個關系到社會穩定和國計民生的問題。”

　　北京商報：您認為是什么變化致使碳稅的聲音越來越大？

　　姜：曾經有一度，就是我們做能源稅和燃油稅的時候，連對低碳發展的認識還都不統一，所以說一談到碳稅就比較慎重。2007年我也曾對媒體說過，近一段時間可能不會實施碳稅。

　　但是現在環境不一樣了，我們國家對于二氧化碳排放越來越重視。原來中國并沒有二氧化碳減排的目標，但是在哥本哈根會議以后，中國承諾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責任。中國也把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納入了“‘十二五’規劃”。從政策需求方面，對于一些新的政策包括碳稅也提出了需求。

　　北京商報：氣候問題自然不可避免，但是征收碳稅短期內對于全國經濟是否會產生影響？對于國內企業將意味著什么？

　　姜：我們制定碳稅之初，并不想對中國的民營企業產生太直接的影響，而是希望通過一種長期的手段進行調整，使這部分企業能夠更具競爭性。所以我們也在建議國家財政部盡早公布碳稅的具體措施。給企業足夠的時間，或者將企業改造的更加節能，或者改變投資方向。

　　按照目前計劃的10-20元稅率，現在很難說有多少企業會受到太大的影響，更不會出現轉型倒閉等現象，只能說一部分耗能較高的企業的增加值會明顯下降。對于一般企業而言，這個稅率可能會使年增長率下降2%-3%。

　　北京商報：既然還是有影響，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實施碳稅？或者說除了氣候問題，您認為我國實施碳稅還有何必要性？

　　姜：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出于我們國家節能減排的需求。回顧“十一五”期間，我們做節能減排做的很累。這一期間內，我們節能減排大部分還是以行政的手段來實現，下達減排指標，由地區或者行業來分解。

　　前一段時間的經驗證明，靠行政手段和國家政令來調整經濟結構效果比較有限。但是稅收能夠非常好地影響經濟結構的調整、趨向合理化。

　　另一方面，從淘汰落后產能的角度看，碳稅會導致價格上升，價格的上升會致使消費量的減少，在產能過剩、需求下降的情況下，碳稅增加的生產成本可以避免一部分企業盲目擴大產能，也可以使那些產能落后的企業負擔更重而被市場淘汰。

　　碳稅直接影響的就是那些高耗能工業，必然引起高耗能的萎縮。過去我們曾經用了很長的時間來解決高耗能問題，現在好了，稅收是很好的政策信號，可以達到控制高耗能產業的發展。

　　北京商報：對于碳稅，社會上普遍擔心，認為新稅種會增加民眾的生活負擔，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征收碳稅不會導致明顯的物價上漲或所謂通貨膨脹之類的問題。總體上來說，稅收可以用于補貼民生和進行宏觀調控，如果假定其他的變量條件不變，合理的稅收和設立良好的稅收體系可能會導致其他的物價下降。政府可以對民生領域給予補貼。

　　比如，農村要修路，這一成本如果由農村承擔，可能會導致農產品(15.80,-0.20,-1.25%)的漲價，但是國家給予補貼以后，農村和農民的負擔下降，農產品的價格就會降低。

　　碳稅可以提升中國企業競爭能力

　　北京商報：在節能減排的方式上，業界曾經提出過兩個方式，碳稅和碳排放權交易。碳稅開始大范圍宣傳以后，有媒體就報道說中國放棄了碳排放權交易。您認為碳稅與碳排放權交易在選擇中是如何權衡的？

　　姜：這兩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并不是二選其一的關系。碳排放權交易必須給碳定價，而碳稅就是一個碳定價模式。只有當碳稅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企業才會權衡，是在市場上購買排放權還是選擇交稅。

　　排放權貿易的實施尚存在較為復雜的先決條件，比如信息的披露。必須做到絕大部分企業都有信息報告制度，通過科學測量并公開碳排放量。也正是因此，碳稅在短期內比碳排放權交易更容易操作。

　　北京商報：普遍認為，節能減排將影響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節能減排與發展經濟之間的關系？

　　姜：我們認為中國并不是被動跟隨著發達國家實施低碳經濟，而是低碳經濟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它可以把中國經濟提升到發達國家的范圍里。

　　因為如果沒有氣候變化，原來已有的技術，特別是高精尖的技術，如航天技術、高精尖技術等基本已經被發達國家瓜分了，所有的知識產權都已經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

　　但現在的機遇是，氣候變化對于技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需求。像電動汽車，原來發達國家已基本放棄了有關研究，而氣候變化使各國對于電動汽車的研究又重新啟動。在類似的這些領域，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被直接縮短。在這些新的需求方面，發達國家并沒有形成很明顯的知識產權方面的優勢，所以發展低碳經濟對于中國經濟是有好處的。

　　北京商報：碳稅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是否過于激進？如何看待中國企業的適應能力？

　　姜：中國需要打造一批強勢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我們不能具有只要能賺錢，不在乎是否落后的心態。這從長期而言是不健康的。中國現在的GDP發展太快，6到7年就翻一倍。在這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我們需要的是打造一批成熟企業。

　　我們需要通過宏觀手段創造外部環境促使企業走向成熟。從全世界來看，沒有任何一個擁有強力競爭能力企業的國家，其能源成本是低廉的。相反，一個國家的資源價格越高，這個國家的企業競爭性越強。所以我們認為，這是對企業長足發展有好處的。

　　因為能源價格高會引導企業放棄高能耗的粗放式管理和生產，企業必然會想辦法從技術上提高產品的競爭力。

　　以前都是發達國家引領全世界的產品潮流，以后這個角色要由中國來擔任。一旦我們國家的能源標準提高到比發達國家還高，我們的產品必然是更高水平的。

　　北京商報：這一目標對于中國企業已有的水平來說，是否現實？

　　姜：這是一個普遍的擔心，很多人也認為中國是落后的。但是我認為，中國的技術目前已經非常強勢。判斷這個問題有幾個指標，我們已經做了大量研究加以驗證。從外部研究來看，每年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所做的technology  standing  indicator(科技水平指標)證實，2008年和2009年兩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從我個人的觀察來看，我所看到的風能發電、光伏電力、超能電機等能源方面的技術已經不落后于任意一個國家，甚至在這些方面的技術上我們已經把世界上很多國家打垮了。

　　這就是我所說的逼迫，事實上以上這些技術水平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國近年來節能減排的目標。

　　研發體制問題不容忽視

　　北京商報：我們在向這一目標前進的道路上還存在什么問題？

　　姜：正如前面所說，中國的技術已經開始具有國際競爭力，從普通的家電到新能源領域的風機、光伏電池等，我們國家在制造先進產品的技術上已經比較領先。但是，我們國家的研究開發體制還很落后。

　　比如，我們能制造世界上最先進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光伏電池，但是制造這種光伏電池的設備中國基本都依靠進口。其他方面，國家頂尖技術的實驗室所使用的設備也幾乎百分之百依賴進口。這就等于是技術的源頭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

　　這屬于小批量產品，這種生產企業一年在全球的銷量不會超過100套，而且投資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在我國市場資金就不會流向這些領域。要解決這一問題，只有靠國家科技體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