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說法，3月3日，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劉劍文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持不同意見：“對于遺產稅的調節分配功能不可過分夸大。結合目前的情況來看，認為中國已經具備開征條件的判斷太過樂觀。即便從現在開始啟動立法，也難以在‘十二五’期間開征。”

　　國務院文件：適當時期開征

　　當前，收入分配改革受到全社會普遍關注，各界都希望盡快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官方文件早在1993年即提出“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此后亦有多份文件持相同說法。2013年2月，國務院批轉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再次提出“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問題”。

　　北師大報告：時機已經成熟

　　上述北師大課題報告對188個國家的信息進行了收集和檢索，發現有114個國家已經開征遺產稅或對遺產課征其他稅收，占比61%。OECD(經合組織)國家對遺產征稅的比例達到91%。美國、日本最近都加大了對遺產繼承的稅收調節力度。對遺產征稅國家多是當今最具效率和競爭力、科技領先的國家，其GDP總量占到全球總量的70%以上。

　　“無論從社會公平政策、轉變增長方式，還是縮小貧富差距看，推進遺產稅改革的時機均已成熟，條件也已基本具備”，報告稱。

　　報告還指出，我國遺產稅應按中產水平確定起征額。我國個人所得稅將年收入12萬元以上作為需申報的高收入人群，按三口之家計算，家庭年收入為36萬元。如把家庭財產存量定為15年收入，則為500萬元。報告據此建議將500萬元作為遺產稅起征限額。限額以下是中等收入家庭，遺產和贈與不征稅。限額以上是高收入家庭，按超額累進征稅。

　　劉劍文：尚不完全具備成熟條件

　　近日，新出爐的房地產調控“國五條”中明確，個人轉讓房產所得征收20%個稅。上述報告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布，無疑更增人們對遺產稅開征對于貧富差距調節的期待。

　　劉劍文則有不同看法：“遺產稅開征至少應當具備如下條件：其一，所有的財產檔案及相關信息平臺已經建立;其二，人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認同和接受這種新制度，并在制度的細節上能大體達成共識;其三，稅種的出臺經過充分的利益博弈，并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出臺。而這些條件在我國目前尚不完全具備。僅以財產檔案為例，房產信息和金融信息迄今都沒有實現全國聯網。”

　　據悉，五年前，遺產稅條例草案已經起草好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而擱置。劉劍文認為，即使現在立刻著手開征遺產稅的立法，也很難在“十二五”期間出臺。此外，遺產稅法還需要如信托制度、遺產評估制度、反避稅制度等的配套出臺。

　　“立法需要一個過程。而且，在制度的建構上需要達成共識。如在遺產稅的模式上，是按照總遺產稅制即先征后分，還是按照分遺產稅制即先分后征?在遺產稅征收的范圍上，是動產還是不動產?此外，包括在稅率的設計和起征點的問題上，目前都沒有形成共識”，劉劍文表示，最樂觀的推算是，“十二五”期間或能達成上述共識。

　　學界共識：須由人大立法

　　記者采訪中，受訪專家均表示，開征遺產稅必須通過全國人大立法而非行政法規。

　　劉劍文指出，遺產稅在整個稅制里的作用是有限的，應該客觀評價其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稅的功能有三個：一是組織財政收入;二是調節收入分配;三是宏觀調控。遺產稅在一定意義上能調節收入分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但其最主要的功能還是第一個。而且一旦使用不當，負面影響明顯。劉劍文強調：“一定要注意在合理調節收入的同時，注重調動所有階層的積極性，不要讓一部分人的利益和積極性受到影響。”

　　專家釋疑：不必擔心富人轉移財產

　　遺產稅開征，會不會造成富人將財產轉移到國外呢?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施正文認為不必擔心。一方面，可以對財產向國外轉移做出限制;另一方面，就算轉出去了，只要他還是中國公民，根據法律規定，對于他的境外財產依然有義務繳稅。而且，國外也征遺產稅，甚至稅率更高。為了規避遺產稅，富人是否會將財產提前轉到子女名下呢?施正文教授說，這就必須同時開征贈與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