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稅政司司長賈諶在“兩會”前提出，要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將現行排污收費改為環境保護稅，并將二氧化碳排放納入征收范圍，即所謂的碳稅，并計劃將征收機關由環境保護部門改為地方稅務機關。

　　一時間，各國媒體爭先追蹤這條新聞，只為“碳稅”二字。

　　碳稅是應對氣候變化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市場手段。而與碳稅類似的市場化方式還有碳交易。

　　目前，我國碳交易由國家發改委主導，碳交易7省市試點工作已正式開始，各地方發改委都借助各地科研機構以及交易所，開始了區域性碳交易市場的搭建;另外，到2015年我國在此基礎上還將搭建全國性的碳市場。

　　顯然，在中國碳市場工作已先于碳稅做出了實際行動，進行試點示范。

　　無論是碳稅還是碳交易，都是調動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減少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幫助國家經濟向低碳轉型。而唯一不同點只是，碳稅主要是通過價格手段，而碳交易市場是通過總量控制手段。

　　兩種政策是否存在優劣對比呢?決策者該如何選擇?

　　近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氣候變化與環境的格蘭瑟姆研究院(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e on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的研究人員在《衛報》撰文分析了碳稅與碳交易，并認為采取何種方式取決于現實環境中的污染與成本。

　　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碳市場分析師曹曉磊對本報記者表示，碳交易與碳稅二者的關鍵區別在于價格機制，而需要考慮的是哪一個機制會更有助于發現減排市場邊際成本的價格。

　　理想狀態下的碳稅與碳交易

　　事實上，在理想狀態下，碳稅與碳交易都會產生一樣的效果，因為這兩種方式都是給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增加了經濟價值，刺激企業實行節能減排。

　　就碳稅而言，對一個單位量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固定的稅收價格，刺激公司以及個人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具體而言，碳稅的稅率是基于評估一單位的溫室氣體所帶來的危害以及控制這種危害所需的成本。

　　來自格蘭瑟姆研究院的西蒙戴茲(Simon Dietz)等人認為，碳稅稅率的設定好壞直接關系到這種機制的運作效果。

　　如果征收碳稅過低，控制減排的效率不會太高，因為企業和個人都會愿意為自己的多排支付這部分費用;而如果征收的碳稅過高，這必然會影響企業的利潤、工作機會甚至終端消費者的利益。

　　曹曉磊分析指出，單獨的碳稅會給企業帶來負擔，但碳稅的出臺一般會配合其他稅種的相應減負，比如企業所得稅的降低，最終達到稅收中性。

　　而與之相對的是碳市場。總量控制與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一開始就規定了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量(cap)，政府通過一定原則給企業發放排放配額。而企業得到排放的配額主要有兩種方式：政府一開始發放的免費配額或者拍賣;一旦一家企業發現自己的排放量將超過配額，而另外一家企業由于節能減排剩余了初始排放配額，這樣便產生了碳交易(trade)。

　　由于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一開始就被設定，因此每一單位的排放量的價格是波動的，完全符合市場供需原理。即如果市場需求大(經濟發展勢態好)，碳價便高;如果市場需求小(經濟發展勢態差)，碳價便低。

　　比如，現在歐盟的碳市場低迷，碳價低至“白菜價”，一部分原因則是來自歐洲經濟的持續低迷。

　　與碳稅相比，碳交易并不會在第一時間給企業帶來沖擊，因為剛開始政府都會給企業發放免費的配額，這讓企業先接受國家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控制。

　　另外，西蒙指出免費排放配額在短期內對于企業的利潤維持更有利，但是對于整個社會不會帶來最好的結果。

　　環境危害與成本的考量

　　由于兩者方式操作的不同，兩者也具有不同的確定性。碳稅價格確定，但是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并不確定;而碳交易雖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確定，但是減少排放成本并不確定。

　　碳稅和碳交易之間誰更可取?

　　西蒙認為，兩者誰更具有優勢需要考量：對于排放量變化，是環境危害更敏感還是減排成本更敏感。

　　如果環境污染更敏感，那么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則需要被確定，因此碳交易更勝一籌;相反，如果對于排放變化的排污成本非常敏感，那么減排成本則需要被更好的確定下來，因此固定的碳稅就更加可取了。

　　當前在氣候變化政策中，這兩者一直被廣泛討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碳稅更可取，理由是每年新增的溫室氣體量較小，因此環境污染并不太敏感。也就是說，減排成本會更加敏感，因為要企業突然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所需成本比較昂貴。

　　但是長期來看，碳稅是否更具有優勢并不清楚，因為在大氣中日積月累的溫室氣體量可能會導致持續的環境危害。

　　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建議兩種方式并存，采取混合模式。但是西蒙認為混合模式也存在問題，比如機制會更加復雜以及在許可的市場中需要操作者更多的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