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稅收不能竭澤而漁，稅收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從根本上在于作為稅源的企業也能夠發展壯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是企業，小河是稅收。但是從這個數據上來看，企業的稅負增速要遠遠大于利潤增速，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怪現象。

　　按照我們政策調控最喜歡的凱恩斯主義，在經濟發展放緩甚至衰退的時候，擺在政府面前有兩個藥方：一是擴大開支，刺激需求，這是我們所擅長的，財政政策和信貸政策雙雙積極，投資遍地開花，可謂是個好學生；二是減稅，通過對企業大規模地減稅，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刺激企業擴大生產投資，同樣也是為了解決社會效率不足。這兩個藥方通常是搭配使用的，結果就是，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大多變成了“赤字政府”，大多靠舉債來應對“增支+減稅”的救市措施。

　　同樣是凱恩斯開出的藥方，我們選擇性地接受第一個，而對第二個卻不怎么感冒，至少在熱情程度上遠遠不如第一個。在經濟低迷時期，我們也陸續出臺了一些減稅措施，比如個稅的減負，比如正在做的“營改增”，但總的來說，減稅的力度并不是讓人眼前一亮。特別是，在減稅的同時也加強了稅收征管，等于是在變相的增稅。甚至在一些地方，為了完成征稅任務，竟然對企業征收過頭稅、“鵝城稅”，顯然這樣的舉措是在對企業雪上加霜，而政府部門原本被期許的是雪中送炭。

　　在經濟繁榮向上的時候，稅收的高增長不會有太大問題，因為企業的收入和凈利潤也在高增長，但是放在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如此的高增長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企業的經營本來就步履維艱，而仍保持強勁增長的稅收，就如同是抽血機，讓企業的步履更加沉重，創新什么的統統擱置在一旁，先生存下去再說。

　　稅收雖然是強制性的，但不應是剛性的，在經濟繁榮與低迷的不同時期，應該有著高低不同的增長曲線，即使出現大幅縮水也屬正常情況。對企業減稅，政府讓利于企，讓利于民，也應該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選擇之一。當前，我們的政府財政，投資的功能太強，養人的成本也太高，結果導致稅收的高增長成為剛性的。因此，我們呼吁對企業減稅，不僅僅著眼于結構性減稅，同時也要著眼于降低政府財政的投資屬性和吃飯比重，否則這稅是很難減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