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統計顯示，居民收入差距呈快速擴大趨勢，已影響到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以安徽省為例，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1∶2.74擴大到2010年的1∶2.99，城鎮高低收入戶比由2000年的5∶1擴大到2010年的6.35∶1，高低行業收入比由2000年的2.1倍上升到2010年的9.9倍。有分析指出，調整稅收收入的構成比例利于縮小貧富差距。

　　筆者認為，稅收結構調整必將涉及減少流轉稅比重增加財產稅占比的問題，而中國財產稅中最具調整和開發潛力的一塊就在房產稅領域。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擴大的原因與房價的快速上漲不無關系。居民投資房產所得的財產性收入成倍增長，又沒有對財產性收入進行有效的稅收調節，形成“貧者越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加劇了收入差距擴大。開征房產稅，加大對居民財產性收入的調節力度，可以緩解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房產稅如能推開，不但有助于緩解貧富不均的壓力，也給隨著營改增深入發展越來越緊張的地方財力提供了新增長點。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白景明就認為，營改增的減稅為其他稅收增長騰出了部分空間。

　　有關部門以增量住房的房產稅通過當年住房銷售額來進行估算，存量房產的房產稅收入通過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城鎮人口以及歷年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進行估算，選擇0.4%、0.6%、1.2%、2.0%和3.0%五個檔次，按銷售價格70%或100%兩個比例進行征收。估算結果是，全國房產稅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在4.82%至51.63%之間，即按0.4%稅率，銷售價格的70%征稅，全國房產稅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是4.82%；按3.0%稅率，銷售價格的100%征稅，全國房產稅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是51.63%，總體增收效應非常明顯。

　　雖然房產稅是西方的主流稅種，也是中國財稅體制改革中迫切需要推開的稅種，但實際推行中卻一直難有大動作，上海、重慶的房產稅征收范圍和力度都十分有限，對地方財政的支持力度也不大。房產稅推行難的原因，主要來自兩大方面：一是輿論上反對“增稅”的聲音；二是現實中的征管條件是否具備。

　　輿論上反對房產稅的聲音，多是因怕稅負增加而起，而更令普通百姓增加厭惡感的論調是說中國的稅負跟發達國家比已經很高了。筆者也曾看過以稅負已經很高為依據而反對推廣房產稅的數據羅列，并說中國的總體稅負比西方國家還高好多倍。其中存在問題是，這些數據基本都是在用中國開征率較高而同時西方開征率很低的流轉稅占比進行對比。間接稅占比高是中國稅收結構的特點，中國因考慮到國民情感上抵觸直接征稅的國情，便將主要的征稅范圍都放在了流轉稅等間接稅領域。西方稅收是以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直接稅為主，直接稅占比極高，而間接稅占比較低。如果用中國的財產稅征收率跟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就會發現對方的稅收負擔可能比中國高好多倍。

　　一個國家總體的稅負情況，不能單以某一方面稅收負擔狀況輕易下結論，需要各方面綜合判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利亞在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會”上公布了OECD統計得出的中國當前宏觀稅負狀況，整體人民稅負負擔占GDP的29%，名義稅率更低。他預計到2020年中國整體實際稅負水平最多接近歐洲國家的低端水平。

　　要破除民眾對房產稅開征的心理抵觸，需要耐心與適切的教育。目前反對房產稅最激烈的是擁有較多房產的中高收入利益群體，中低收入者因為不了解房產稅開征的主要調節對象而盲目跟風。今后應讓大多數人了解房產稅有一定的免征額度，通過對房產據有者的稅收調配，利于調節貧富差距，利用二次分配促進社會公平，以住房為基本需求者并非房產稅的主要征收對象。

　　房產稅征管硬件條件是否具備的爭論也很激烈。江蘇省地方稅務局相關負責人不久前向筆者表示，本來上級打算今年在江蘇試點房產稅，但一直沒有啟動，評估等方面都還說不準。如果國稅總局需要做一些數據測試或模擬，他們的評估能跟上，有針對存量房的專門評估系統在全省推廣應用，但針對增量房的評估仍有待加強。房地產信息聯網與評估系統地級市已經在做，但沒有做到全面覆蓋。山東大學財政系主任李華認為，財稅改革應將其走向與地方財政收入掛鉤，機構規模與職能相匹配，如果財產稅需要地方做的話，那就能形成地稅人員的合理流動。

　　針對現實中推開房產稅的重重困難，或應逐步深入或擴大試點，按照先易后難的路線漸進式推進房產稅，民眾的納稅觀念和教育引導可以逐步建立、培養。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安體富認為，應按照“先經營后個人，先豪宅再一般，先增量再存量”的方式推進房產稅征收，應向百姓解釋清楚房產稅主要針對中高收入者，而將房產稅解釋為房價調控手段的做法可能會誤導民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表示，住宅房產稅可推后，經營性房產應盡快納入評估。房產稅和土地稅或可合并為按評估值征稅的新房地產稅，按市場原則做，比較公平。評估機構和人員需要成本，數量大，因營改增產生的地稅富余人員適于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