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1月啟動試點以來，“營改增”試點進展順利，成效巨大。可以預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財稅體制改革將成為我國新時期改革的“牛鼻子”，“營改增”牽一發動全身，將成為倒逼整個財稅體制改革的關鍵。我們認為，“營改增”擴圍的進程中需要妥善處理好以下三大關系。

第一，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堅持財權和事權的合理配置。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從縱向層面看，牽動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權配置這根線。1994年分稅制改革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央財政，使中央財政收入迅速提升。《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預算安排情況》顯示，2013年全國稅收收入預算為109175億元，國內增值稅為29015億元。而分給中央的增值稅收入為20950億元，絕大部分增值稅留在中央。相應地，2013年營業稅預算數為16620億元，實際中央切分走的僅為90億元。由此可見，現行稅制結構下，增值稅雖然是共享稅，但中央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營業稅則是地方的主體稅種。隨著各地方政府建設性支出的大幅攀升，地方財力不足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在這種背景下，將作為地方主體稅種的營業稅改為中央占主導地位的增值稅，無疑將加劇地方財力的緊張程度。雖然過渡期辦法較好地處理了該問題，使地方財力暫不受影響，這并非長遠之計。應考慮從制度層面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機制，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尤其是要考慮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比如，調整增值稅的分享比例，或是培育房產稅等地方新的主體稅種。地方財力的充實，不能老是靠中央的“輸血”，更要靠發揮在自身強壯體格基礎上的“造血”功能。

第二，在國家與納稅人關系上堅持“藏富于民”的價值取向。是否有效地降低了納稅人的稅負，從而促進相關產業發展，這應該成為評判“營改增”擴圍效果的重要標準。一方面，“營改增”旨在降低相關第三產業稅負，從經濟數據看，該效果在大多數試點行業得以實現；也要注意到，部分行業的稅負有“不降反升”的趨勢，這亟須配套制度的跟進。比如，“營改增”在上海試點期間，由于可抵扣項目少、增值稅票據難以獲取，以及適用稅率增幅較大等因素，交通運輸業有近三成的企業稅負有所增長。對此，該市曾發布并實施過渡性財政扶持政策，對因稅制轉換而產生稅負增加的試點企業給予過渡性財政扶持。但由于補貼對象較少，補貼機制尚不完善，未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稅負增加的問題。因此，研究“營改增”擴圍的影響，要根據具體行業具體分析，及時跟進配套制度，避免“結構性減稅”停留在文件層面。另一方面，以“營改增”為契機，各級政府要樹立“藏富于民”的理念，不與民爭利。國務院在部署“營改增”擴圍的同時強調，政府要學會過緊日子，可謂正反映了這一稅制變遷背后蘊藏的深刻內涵。

第三，在行政與立法的關系上堅持改革路徑的法治思維。我國“營改增”試點已邁出了三大步，該試點工作的總體部署，是由行政機關推動的，基本的政策依據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試點方案。從效率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對于減稅負、促轉型等目標的達成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但是，應當清醒地看到：轉型時期，稅制結構要適應形勢發展，及時調整，而調整的程序、內容應盡可能納入法律的框架之內，即便暫時不以法律規范的形式表現出來，也應具有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比如，構建規范的利益博弈和信息交流平臺，條件成熟時，改革方案要在行政法規或是法律規范層面加以規定。財稅體制涉及國家與納稅人之間、不同國家機關之間和不同納稅人之間的多維關系，稅收法定也早已成為法治昌明國度的基本理念。從整體的視野看，改革才剛起步，現時的經驗依循行政先行的路徑，我們期待在后續進程中，能看到更多立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