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天和經濟研究所主辦了“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新一輪財稅改革措施”沙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發來了其原本準備出席而做的對三中全會財稅體制改革的解讀和構想的演講稿。

在演講稿中，賈康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對財政改革明確提出，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這些要求包含豐富的內容，也關聯一系列我國改革中的攻堅克難與協調配套�！�

賈康認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里程碑意義和歷史性貢獻是在于“三位一體”地規范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公權與公民關系，從行政性分權轉為經濟性分權，決非所謂“重啟集權時代”之舉。

賈康同時認為，近年來批評之聲不絕于耳的“地方隱性負債”、“土地財政”問題以及仍未完全解決的“基層財政困難”等問題，其產生的根源決不是由于分稅制，而恰恰是由于我國省以下財政體制至今遲遲不能真正進入分稅制狀態，“實際上是五花八門、復雜易變、討價還價色彩還較濃厚的分成制與包干制——正是這種我們早知道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分成制和包干制等，造成了上述種種為人詬病的問題”。

在此之前，我國財稅改革已在歷經三十多年推進、深化的基礎上作出了新一輪改革的重要鋪墊：“營改增”改革由上海試點而擴大范圍，今年8月1日之后按上�！�1+6”方案框架覆蓋全國并將適時擴大行業覆蓋面，已形成“倒逼”通盤財稅體制安排的深化改革與利益關系格局重構之勢。

而所有這些都旨在“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財政改革與全局改革。

但是，由“營改增”而來的直接現實問題是：把原歸地方掌握的財源中唯一大宗財源——營業稅，改為按現體制75%要歸中央（每年的增量中則有70%歸中央）的增值稅。那么地方政府今后的主力財源是什么？

賈康認為，我國省以下分稅制遲遲不能真正貫徹這一問題的原因在于，我國 “地方”的概念至少有省、地級市、縣（含縣級市）、鄉鎮四個層級，加上中央，整個政府財力分配體系中至少共有五個層級。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依靠目前我國的二十個左右的稅種實行五級“分稅”，在技術上是“無解”的。因此，1994年以來實際僅在中央和省為代表的地方之間維系了分稅制框架的基本規范，而省以下遲遲未能進入分稅制狀態。出路只有逐步推進“鄉財縣管”和“省直管縣”兩個層面的“扁平化”改革，把財政的實體層次減少到三級，使省以下的分稅制由無解變有解。

對于解決這些問題，賈康認為，為處理“營改增”進度較快而地方未來主體稅種打造較慢之間的矛盾所需安排的過渡方案——“不排除在流轉稅領域區別對待地開掘消費稅的潛力空間”。房產稅應積極穩妥擴大試點范圍，積累經驗凝聚共識徐圖進展；環境稅的改革應在“十二五”期間推出一輪實際動作；個人所得稅應創造條件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加上按家庭瞻養因素調整扣除的改革方案。

但是，對于賈康的解決方案，顯然部分專家并不完全贊同，多位專家表示，這可能會導致增稅，國民的稅收負擔會被加重。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指出，我國政府20年前的財稅收入還僅僅只有4000億，現在已經達到20萬億，已經有50倍的規模擴大，如此大的政府結構非常復雜，財政供養人口4500萬，比歐洲的中度人口還要大。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認為，我國在1994年分稅制之后，中央的主導地位得到了極大的強化，而地方的支配權力大大被削弱，地方財力有被抽空的感覺，所以就采取了很多不規范的做法，像土地財政，地方融資平臺，都是沒有辦法打的擦邊球。

因此，李煒光希望三中全會后能夠做一個制度的安排，至少留下改革的空間�！拔覀兛傉f財權和事權相匹配，我更希望政府承擔的公共責任跟財權和事權應該相匹配，無論哪一級政府做的事情，就有相應的財權、財力做這些事情，而且有一定的程序來賦予才可以有這個權力�！�

對此 ，賈康認為，按照中央、省、市縣三層級框架深化“分稅制”改革、重構和優化中央—地方財稅關系的基本原則與要領，必須以合理界定各級政府職能即“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為始發環節，構建“一級政權，有一級合理事權，呼應一級合理財權，配置一級合理稅基，進而形成一級規范、完整、透明的現代意義的預算，并配之以一級產權和一級舉債權”的三級分稅分級、上下貫通的財政體制，加上中央、省兩級自上而下的以“因素法”為主的轉移支付和必要的“生態補償”式的地區間橫向轉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