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少繳稅款，企業老板找人虛開26份增值稅發票，事發后不僅要補繳稅款、繳納不菲罰金，還要面臨刑事處罰。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某成衣企業法定代表人沈某算是嘗到了“偷雞不成蝕把米”的滋味。近日，經惠山區人民檢察院公訴，沈某因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并處罰金25萬元，補繳稅款及繳納罰款合計人民幣近62萬元。

　　據惠山區檢察院檢察長徐盛希介紹，2010年至2013年5月，該院共辦理涉企刑事犯罪案件279件，其中涉及企業負責人犯罪的有73件，占企業刑事犯罪案件總數的26.25%.而在73件案件中，有51件為虛開增值稅發票案件，占企業負責人犯罪案件總數的近七成。

　　“需求”催生專業開票公司

　　“增值稅專用發票除了具有一般發票的銷售憑證作用外，還具有抵扣稅額的作用。企業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就取得了一份可以抵扣稅款的證明。部分企業為虛增進項，選擇付出票面金額2%至10%的 手續費 ，在無實際交易的情況下從其他企業或個人取得虛假增值稅發票用于騙取國家稅款。”惠山區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官秦曉宇說。

　　旺盛的“需求”催生了不少專營虛開增值稅發票的公司。據介紹，惠山區檢察院曾辦理過這樣一起案件：陳某從他人手中收購了兩家公司，在辦理好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并取得兩家公司的發票、開票電腦后，專做虛開增值稅發票生意，在半年多時間里先后為浙江杭州及湖北武漢等地多家公司虛開增值稅發票近50份，實際稅款合計達80余萬元，造成國家稅款大量流失，其中，陳某獲利26萬余元。經惠山區檢察院提起公訴，陳某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2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惠山區檢察院在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原來從事正規生意的企業，因為難以抵擋暴利誘惑，而改行經營虛開增值稅發票業務。周某是無錫某鋼材貿易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因生意難做，周某為了補公司稅款的缺口而找人虛開了一些增值稅發票。在此過程中，周某發現虛開增值稅發票竟然比苦心經營企業掙錢來的容易，隨后，“開發票”竟然取代正規生意成了公司的“主要業務”。

　　2012年4月到7月間，周某在沒有實際交易的情況下，通過支付票面金額2%至3%開票費的方式為其經營的企業虛開11份《海關進口增值稅專用繳款書》，票面價稅合計近3500萬元，實際稅額共計近500萬元。

　　此外，周某還為江蘇、上海、廈門等10家單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60張，價稅合計562萬多元，實際稅額共計近87萬元，其中已抵扣稅款的有48張，抵扣稅額共計近70萬元，嚴重危害了國家稅收征管秩序。案發后，周某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并處罰金6萬元。

　　小微企業易卷入涉稅犯罪

　　惠山區檢察院檢察官在辦案中發現，大中型企業很少為了偷逃稅款而卷入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小微企業成為不法分子的主要客源。“一些私營小企業確有實際經營活動，但因各種原因無法向對方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為了做成生意，只能從他人處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提供給對方作為憑證。”秦曉宇介紹說。

　　惠山區檢察院曾辦理過一起比較典型的私營小企業虛開增值稅發票案。朱某、朱某某合伙經營了一家小公司，專門從事回收廢舊塑料加工塑料薄膜生意。為逃稅不進行工商執照登記，二人通過相熟公司以支付票面金額10%的開票費為條件，先后200多次開具增值稅發票，價稅合計近215萬元，實際稅額近32萬元，付給開票方費用近20萬元。案發后，朱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并處罰金20萬元。

　　企業負責人涉稅犯罪何以多發？徐盛希認為，除相關政策、法律、法規尚未完全形成體系，市場監管還不到位等外部因素外，法不責眾等思想是企業犯罪重要的思想動因。

　　“長期以來，由于監管資源、方式、措施等不到位，對于現實中大量存在的違法行為無法做到一一處罰。部分企業認為相關部門對這類行為不管， 別人這樣做，我也這么做 .”徐盛希說。

　　“中小型企業、家族企業一般沒有建立起比較完善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制度，這給企業家犯罪提供了制度空間。”徐盛希說，處于企業中核心地位的民營企業家，往往對企業有絕對控制權，對于企業重大決策、人事安排、財務調配有不容置疑的決定權和處置權。

　　據徐盛希介紹，企業家犯罪在表現形式上往往是上下級相互配合的“窩案”，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企業負責人難以受到監督。如在許多中小民營企業中，財務制度不健全，單位財產和老板、股東的個人財產往往容易混同，這種不清晰、不嚴格的財產界限就容易成為犯罪的角落。

　　徐盛希建議，有關部門一方面應加大對涉稅犯罪打擊力度，依法嚴懲虛開發票行為，加強稅收征管；另一方面要加強依法經營依法納稅的宣傳教育，尤其要針對企業負責人，提高他們的依法納稅意識，使他們知曉貪圖眼前利益鋌而走險是得不償失之舉。對于小微企業，建議有關部門簡化工商登記手續，通過優惠政策降低稅率，切實減輕小微企業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