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財稅制度改革，從廣度和深度上要超過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穩定稅負，提升福利，集大權、聚大財、辦大事，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方向驟轉，對未來市場經濟走向的影響不容低估。

新一屆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而其中的結構性減稅被視為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關鍵內容。然而，視覺中的結構性減稅原本就并不顯著，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中的稅收張力就變得愈發模糊不清。

結構性減稅，從政府層面看，減稅是確定的，是主旋律，盡管是結構性的；而從企業層面，稅收一年緊過一年，對為政府打理錢財的專家學者渲染的“輕稅政策”沒有太多感覺，反倒是對資源稅、消費稅、環保稅、房地產稅、社保稅費以及地方附加這些雜七雜八稅費與時俱進地“結構性增加”撓頭不一。在固化的利益格局面前，要達到屁股與大腦高度一致，不同的觀察維度是一種必然，這也正是中國稅收的邏輯。一個淺顯的道理是，稅收中從來就沒有福音。無論是加稅還是減稅，毫無例外。

眾所周知，我們所說的結構性減稅最重要事項是“營改增”。相關部門使用專業財務術語攤出一個又一個賬簿，并時時提醒人們注意高達千億這樣一個年規模減稅讓利數字。不過，從經濟學的角度，目前的“營改增”旨在完善中國增值稅制度，使人為斷裂的增值稅鏈條銜接起來，清除重復征稅，確保稅收工具在市場資源配置中發揮稅收中性作用。如果這一“糾漏補缺”舉措在實施過程中有什么稅收損失的話（相對于政府而言），這也僅僅是必要的財政支付，歸于稅制改革中的成本項目。片面強調甚至擴大解讀其中的“減稅”，不是無知，就是有些別有用心了。何況，倉促的“營改增”試點，讓中國增值稅體系變得如此龐雜，導致企業財務和稅收成本驟升，部分行業（企業）稅負更是不減反增。而建筑、房地產、工程施工等行業，由于實施“營改增”將導致企業稅負大增而一再延宕。

上述種種，或許是企業家對結構性減稅感覺不那么靈敏的主要原因。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最近在接受訪談時指稱，這些年，中國的減稅政策“雷聲大雨點小，沒有實質性的減稅�！敝芴煊抡J為，“主要阻力在財政稅收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層面，地方政府肯定不愿意減稅，地方政府總是處于錢非常緊張的狀態，因為財政養的機構和人員太多了，他哪能減稅。土地出讓金多留給農民，給中小企業減稅，地方政府會這么做嗎？不會的。在沒有制約的格局中，政府支出需求的無限擴張性，與征稅的有限性一直是一對尖銳的矛盾�！鄙行杈�覺得是，按照秦暉先生總結的黃宗羲定律，在中國歷史上，每輪大的稅費改革過后，納稅人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又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問題遠不止于此。最近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穩定稅負”這一極具新意、出自頂層的提法，對新一輪稅制改革在大的原則和方向上進行了全新定位。“穩定稅負”包含的內容極為廣泛，既牽涉到總體稅收負擔（比如稅收與GDP總量的關系），又涉及稅制結構優化路徑（比如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重），以及納稅人核心利益、政府財政收支規模等等。對此的官方解讀，比較典型的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的觀點。劉尚希認為，過去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超出經濟的增長，老百姓擔憂甚至有罵聲。最近一年尤其是經濟增長下滑以后，財政收入的增長又低于經濟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任其這么下去，意味著宏觀稅負會下來，今年的赤字已經跳躍性增長，明年的赤字若是又跳躍性增長，那肯定不行。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現實條件，我認為穩定稅負是非常正確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明確提到，要加強對稅收優惠特別是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的規范管理。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前在論述如何落實上述精神時指稱，今后將全面清理已經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執行到期的應徹底終止不再延續，對未到期限的要明確政策終止的過渡期，對帶有試點性質且具有推廣價值的，應盡快轉化為普惠制，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把部分有利于總體發展的稅收優惠轉換為一般條款，使所有符合條件的納稅人利益均沾，取消那些階段性刺激意圖明確的稅收優惠政策。區域發展規劃應與稅收優惠政策脫鉤，今后原則上不再出臺新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統一由專門稅收法律法規規定。同時，嚴格禁止地方政府各種越權稅收減免。

按照財政部的改革思路，目前的中國稅負水平是適宜的，稅收這塊絕不能再讓。如果個別領域事權與財權錯配確實嚴重的話，中央政府視情上收部分事權，而非下放財權。這種集大權聚大財辦大事的思想可能會在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影響中國財政政策走向。換言之，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稅收政策將趨于謹慎，或有的減稅套餐也將大幅縮水。這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將轉向以政府財政支出為重心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中“編織一張覆蓋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網”，對基本養老、教育、醫療以及對社會救濟“兜底”為重中之重。較大幅度地加大社會福利投入，或增加稅收，或削減其他財政支出，進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中國經濟政策的變化往往令全球頂尖經濟學家措手不及，準確地說法是“腦感差”。不過，大的方向是確定的。針對目前國內外面臨的經濟態勢，李克強總理曾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指出，面對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調控宏觀經濟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用短期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比如擴大財政赤字，增加貨幣投放；另一種選擇則是通過推進結構調整和改革創新來促進經濟增長。李克強強調，第二種選擇既利當前，又惠長遠，能夠保持經濟長期增長、持續健康發展，“但需要咬緊牙關、頂住壓力，創新宏觀調控思路。我們權衡利弊，采取了第二種選擇”。總理在這里更多地強調的是市場主導作用，而非更多地政府干預。穩稅負是為了保支出，穩增長是為了保就業，其目標無非是為“保持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政府與市場，福利與稅收，尺寸的拿捏無疑頗具技術含量。

如何實現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既定改革目標，在中央層面會有N種選擇，其結果將對市場經濟活動產生巨大影響。理論上，由于稅收和支出存在乘數差異（后者大于前者），如果不考慮腐敗成本的話（據稱財政支出在中國的腐敗成本大約為25%），由于財政支出直接對應GDP，擴大政府財政支出較之減少稅收對經濟活動具有更大的財政擴張性效應。然而，對稅收做減法，則主要通過民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實施經濟擴張。這樣做，一方面有助于實現逆周期調節的穩增長目標；另一方面將投資決策權交給市場，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利用市場力量助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在市場經濟中，壟斷、通脹、稅收均會導致經濟活動萎靡，百姓腰包縮水；相反，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說法，增稅“僅僅會”導致更多的政府支出。

正是基于上述“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在市場中的作用不同，不少人對中國政府未來的財政改革路徑提出不同看法。市場派認為，中國政府下一步應該做的是“去福利化”，把保障問題交給市場解決，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攬。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謀生能力，對保障也有不同的要求，這些信息在市場中會反應出來，市場中的企業家會提供相應的服務去滿足不同的要求。但是，假如是政府包攬，這樣的信息就不會出現，政府無從判別誰需要更多的保障，誰只需要少一點的保障。最終會導致政府和他們的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給自己或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更多乃至多余的保障，從而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讓更多的“部級官員的三親六戚吃上財政飯”。據媒體報道稱，2013年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談到，有一位副部級官員，村干部為“討好”他，一直給他父親發放低保�！斑@用得著嗎？難道一個副部長級干部沒錢供養自己的老子？說白了這就是送人情嘛，這堅決不行！”據稱，李克強總理還為此重重地拍了桌子。

中國的高稅收低福利或許已經走到盡頭，低稅收高福利在中國也不具有現實可行性�！胺�定稅負、適度福利”或成為中央政府的不二選擇。固然，中國的當權派不會拿出他們的私房錢去補貼囊中羞澀的底層百姓，官員們對這種貌似愚蠢無比的做法似乎比普通人有更深刻的理喻；至于政府，美國屢試不爽的一條經驗表明，每次華盛頓向市場提供補貼從而對市場造成干擾時，華爾街都會想方設法將大部分錢裝入自己的腰包，而原本應該獲得補貼的人卻在由此造成的市場動蕩中深受其害。然而，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如此規模，社會積聚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矛盾逐漸顯露，戾氣日盛。如何向社會注入正能量，正考驗著各級政府智商。這么說吧，無論什么樣的市場論，都不能推卸政府的責任，老想最小的責任，無限的權力，這樣穩賺不賠的買賣，即使上級不究責，百姓也已經越來越不買賬了。

中國整頓稅收洼地行動或將采取休克療法。據稱，地方政府為搶食資本資源而搞得五花八門的稅費返還政策禁止令已在中央層面制訂中，很快就將發布。中央政府下決心對稅收優惠碎片進行清理、整合，對相關企業影響不容小覷，尤其是企業投資回報預期或需重新調整。目前，我國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區域性政策、行業性政策、企業規模性政策和所有制政策四大類。真正的稅收洼地是那些既賺大錢又享受政府補貼，還享受稅費特惠政策的企業或行業。但是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覬覦國家再出臺特殊稅收紅利政策已經越來越不現。誠然，企業家們還可以在稅收特惠制的消失途中享受些許稅收比較優勢的感覺。在稅收“維穩”期，還是那句老話，企業切記構牢稅收防火墻，防止系統性財務風險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