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落實和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政策，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今年由四檔稅率簡并至三檔，營造簡潔透明、更加公平的稅收環境，進一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庇纱耍�引發了社會對于簡并稅率的關注。

為什么需要簡并稅率

增值稅是一種中性的稅收，對比世界各國，開征增值稅的國家大多數僅設置兩檔稅率，一檔為標準稅率，另一檔為低稅率，通常適用于一些社會的公共品，如基本生活必需品，住院和醫療服務、食物和水的供應、公共交通、郵政服務、公共電視、慈善服務、文化和體育活動等。目前，我國的增值稅率已涉及多檔稅率，包括17%、13%、11%、6%，此外還涉及簡易征收率3%、5%及4%減半征收。

造成增值稅多檔稅率并存有歷史的原因，如我國從1994年開始對銷售貨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勞務征收增值稅，但是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是從2012年開始的，目前，增值稅的暫行條例依然有效，但是營改增的法規體系相對獨立，這兩者之間雖然有共通之處，又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在稅率上存在差異。

增值稅稅率存在多檔也有行業訴求的原因，許多行業希望獲得增值稅低稅率來實現對行業稅的扶持，為滿足一些特定行業的政策訴求，稅率逐漸發展成為多檔。此外，過渡性也是造成多檔稅率的原因之一，在營業稅稅制下，按不同的行業設置多檔稅率，改為增值稅后，納稅人一方面會比較增值稅稅率與營業稅稅率的差額，如果過大則很難接受，當然在此有計算方法的差異，但普通的納稅人通常對于稅負的直觀感受是從稅率開始的，因此，為了便于過渡，則設置接近原營業稅稅率的增值稅稅率，造成稅率差異。

但是，多檔稅率并存，顯然會扭曲增值稅的中性，造成抵扣鏈條的斷裂，目前在執行中相關問題已經顯現。

例如，筆者在調研中發現，一家公共交通運輸企業，由于車票的價格是限定的，收費過低，因此企業長期虧損，主要依靠財政補貼來持續經營。但是，頻繁地使用車輛會加速車輛的報廢，因此，新增購進的車輛數額并不少，由于企業銷項與進項之間的差額很小，運輸業的銷項稅率為11%，而進項購買汽車等的稅率為17%，所以該企業假設采用一般計稅法，會長期存在留抵額。大量的留抵額存在，一方面會占用企業的資金成本，另一方面也會引起稅務機關的關注，因為一個長期經營但沒有稅金產生的企業，很容易讓人懷疑是否偷稅漏稅，而事實上產生問題的原因主要在于稅率的差異。

而假設該企業采用簡易計稅法，表面上似乎解決了留抵額的問題，事實上該企業的進項稅額由于無法抵扣直接進入企業的成本，增加了企業的負擔。

因此，簡并稅率是對各行各業均有利的事情，其不會造成增值稅鏈條的斷裂。

四檔稅率如何簡并至三檔

關于增值稅的四檔稅率如何簡并至三檔，有不同的假設。

一種假設為取消13%的稅率，從影響程度看其為較優的選擇，因為，13%稅率的應稅范圍較少，主要包括糧食、自來水、天然氣、圖書、報紙、雜志、飼料、化肥、農產品等。但是，取消了13%稅率以后，17%、11%及6%三檔稅率依然存在較大的差異，無法解決一些企業由于購銷項稅率差異而導致進項倒掛的問題。

一種假設為取消6%的稅率，其最大的優點在于減少了稅率的差距，剩余17%、13%及11%三檔稅率更為接近，再經過下一輪的改革，進一步簡并成為17%及11%兩檔稅率，和國際較為接軌。6%的稅率主要涉及我國的現代服務業，包括金融、技術、現代服務等，給其設計較低稅率一方面是考慮到現代服務業人工成本占比較高，沒有足夠的進項稅額抵扣;另一方面原因在于這些行業均為我國扶持的行業，需要政策傾斜。如果將金融行業等的6%稅率取消，最直接的影響不在于稅收成本，而在于遵從成本，因為要變換稅率，整個金融機構的結算系統、合同系統、報價系統等均需隨之發生調整，這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另一種假設是將17%稅率并到13%的稅率，或者將11%的稅率并到6%。將17%稅率并到13%的稅率，則剩余13%、11%和6%;將11%的稅率并到6%，則剩余17%、13%和6%。顯然后者會拉開貨物與勞務在稅率上的差距，直接影響到混合銷售及兼營，一些貨物與勞務的混合銷售只能選擇拆分合同而成為兼營，分別計稅，否則按貨物的混合銷售會對勞務征收高達17%或13%的稅。

因此，將17%稅率并到13%稅率的方案，對于企業而言是更優的選擇。然而17%的稅率涉及幾乎所有的貨物，這是一檔影響面廣的稅率，若將其下降至13%，意味著整個社會貨物的增加值會減少4%的增值稅，可以設想這將對財政收入產生巨大壓力。我國的赤字規模并沒有大幅上升的趨勢，那么在赤字規模不變的前提下，假設支出規模無法下降，收入規模急劇下降必然會突破赤字的預期。

總體而言，稅制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每改一步均牽一發而動全身。

標準稅率不宜定得過高

對比世界上征收增值稅的國家，17%的標準稅率并非最高的。根據OECD(經合組織)消費課稅趨勢的報告，增值稅稅率的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5年~2000年)，許多國家不斷提高增值稅標準稅率。1995年，在使用增值稅的31個國家中，有20個國家自實施之日起至少提高了一次標準稅率。1975年到2000年，OECD成員國的平均標準稅率從15.6%提高到18%。

第二階段(2000年~2009年)，大多數國家的增值稅標準稅率保持平穩，33個國家中的22個國家稅率保持在15%~22%。截至2009年1月1日，只有5個國家的稅率高于22%(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和瑞典)。2000年到2009年，OECD成員國平均標準稅率略有下降，從18%下降到17.6%。

第三階段(2009年~2014年)，為化解經濟金融危機帶來的鞏固財政的壓力，許多國家的增值稅標準稅率大幅提高。在這個短時期內，21個國家至少有一次提高了增值稅標準稅率，包括捷克、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波蘭、葡萄牙、西班牙、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英國、冰島、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新西蘭和瑞士。這導致未加權的OECD平均增值稅稅率從2009年1月的17.6%提高到了2014年1月的19.1%。2009年，只有4個國家的增值稅標準稅率高于22%，但到2014年已經有10個之多。

增值稅該如何簡并稅率

但OECD成員國已經發現，通過提高增值稅標準稅率來增加財政收入存在一些不良影響，會造成稅基的侵蝕，以及避稅問題的產生。VRR(增值稅收入比率)指標顯示，在OECD成員國中，未加權的VRR只有0.55，意味著45%的潛在增值稅收入沒有收回。因此，我國在簡并稅率改革中，應該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并非稅率定得越高，財政收入就會越多。作為一種中性的稅收，我們應該基于低稅率、寬稅基去做總體的設計。

簡易征收率是否應該取消

關于簡易征收率，面臨一個兩難抉擇，從稅制本身看，簡易計稅與一般計稅并存會導致增值稅的扭曲，原則上應該在增值稅立法時取消簡易計稅。但筆者的調研發現，中國的現實情況是許多的進項依然由于市場、法制及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制約無法取得進項發票，如果取消了簡易計稅，對于中小企業影響較大。

此外，關于簡易計稅的門檻也應進行相應修訂，例如銷售貨物的小規模納稅人標準為生產企業50萬元以下，其他企業為80萬元以下。顯然，發展至今這個標準已經過低了，例如一個利潤不高的家具銷售企業，其銷售一套家具的價格已經超過80萬元，但利潤卻很低，并且購買的木材由于市場不規范、無法取得進項發票，在這樣的背景下，按一般計稅法無法抵扣進項，但按簡易計稅法其超過了小規模納稅人的標準，所以，應該將銷售貨物的小規模納稅人的標準提高到與“營改增”的500萬元相一致。

筆者認為，我國的增值稅稅率應最終改革為僅設置兩檔，一檔是普遍適用于所有的貨物及應稅勞務的標準稅率，另一檔是適用于政策性需要扶持的特殊物品或服務的低稅率，主要是公共品的低稅率，不應再按行業去設置不同的稅率。

并且，增值稅分步改革的管理成本太高，每一次稅率的調整，企業均需調整信息系統，稅務機關也需調整信息系統，納稅人需要培訓及熟悉相應的業務，合同也需要調整。

因此，在增值稅立法時應爭取一步到位實現改革的目標。此外，稅制的改革走向深水區，除了稅制自身的科學性以外，還需要社會其他方方面面的配合及跟進，否則困難重重。

(作者系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