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后一年，不穩定仍然是全球經濟體的主要問題：來自美國的貿易保護、希臘主權問題引發的歐元信任危機皆在困擾市場。昨天上午，匯豐集團主席葛霖坐在由南京通向上海的動車上，看著一路正在修建的基建項目，他再次思考起此次金融危機后，全球金融中心東移給世界經濟結構帶來的新變化――
　　與媒體座談直指危機根源
　　葛霖25日下午與上海多家媒體的座談雖然不是以正式的新聞發布會的形式亮相，但攜帶著自己的新書《金融的王道》，葛霖直指本次金融危機的根源――世界經濟的失衡。
　　“美國的問題主要是貸款、借貸太多了，消費太高太過了，同時儲蓄不足；對于新興市場來說，特別是中國，處于一個增長的階段。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儲蓄率比較高，國內消費不足，同時出口比較強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一個平衡會重新做一些調整。 ”葛霖指出。
　　葛霖在其新書中指出，在這樣一場危機當中，顯現出來一個非常好的跡象――誕生了20國集團這樣一個組織，這樣一個組織的任務就是能夠協調各個國家的力量，來共同應對這場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其好處就是它不僅包括了一些西方國家，同時也包括了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其中就有中國、印度、巴西等。 “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以后的世界，影響力的格局會有一個新的轉變，世界也需要適應這一點。也就是說，以后不再有這種一國獨大，能夠對世界發號施令的國家存在。 ”葛霖表示。
　　全球經濟失衡與匯率無關
　　針對美國政府近日對人民幣的頻頻施壓，葛霖表示：“貿易對于全球的經濟增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對每個國家都很重要。我認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相當危險，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搞貿易保護主義。這是非常不明智，也是不得人心的。 ”
　　放眼全球前四大經濟體，從美國、日本、中國、德國的比較中可以發現其實有三大經濟體主要靠出口來推動發展，有很大的貿易順差，美國則是很大的貿易逆差，其實這個現象在經濟危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現在仍然存在。
　　“但目前經濟體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實與匯率無關。 ”葛霖明確，對于美國政府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導致美國很多人失業”的觀點，他指出，各國經濟體之間的失衡其實與匯率沒有關系。葛霖認為，現在這個失衡現象正在逐步改善，中國的貿易順差正在逐步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也正在縮小，中國的經濟將會取得越來越平衡的發展。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如下幾點。首先就是農民人口的收入水平比較低，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另外，貧富差距比較大。中國政府也意識到這一點，希望可以推進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
　　追逐短期利潤致薪酬扭曲
　　“我認為在過去的很多年中銀行業薪酬方面有一個被扭曲的現象，就是獎金的制定過于關注短期盈利。 ”葛霖打比方說，如交易第一天是盈利的，可能花紅就基于第一天賺錢的交易，但是這樣一筆交易在很多年都存在于銀行資產負債表，會帶來長期的風險，有可能最終會導致對銀行的損失。
　　另外，很多企業非常專注于短期、快速的收益，但在這種模式下，增長率可能是不可持續的，也不太現實。葛霖認為，構建好企業價值才是金融發展的王道。 “只有當你的業務和盈利是長期、可持續的，你的利潤才可能是持續和長期的，而薪酬就是基于可持續的利潤，這就是短期的貪欲和長遠投資的區別。 ”
　　葛霖表示，在匯豐，他希望所有的員工都能夠做真實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業務，為客戶提供良好的服務，以可持續的方式去盈利：“我們的薪酬也需要支持長期業務的發展方向，而不是短期的快進快出，謀求短期的利益。 ”
　　對于匯豐高管的薪酬這個敏感問題，葛霖表示，匯豐集團董事會中的高管所有的獎金都會延后支付，同時集團行政總裁的獎金不僅延遲支付，而且統統捐給了慈善機構。 “我覺得他們的做法非常好，體現了匯豐高管層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平和準則。 ”葛霖也指出，匯豐一直在保證高管的薪酬具有國際競爭力，參考的對象就是國際上大型的業務多元化的企業。
　　金融中心東移中國機會大
　　葛霖在從南京到上海的火車上，感受到中國政府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顯著成效，這樣的投資從長遠來看也會促進上海經濟的發展。并且，全球金融中心東移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在過去的十年當中，中國在資本市場的改革方面和金融市場的改革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特別是中資銀行的轉型舉措非常成功。”數次來上海參加陸家嘴金融論壇的葛霖認為，“現在中資銀行可以說經營有方，管理有序，同時在風險的管理方面做得很成功，運營也成功有效。中國金融市場下一步的發展重點是債券市場的發展，特別是公司和個人，還有人民幣衍生品市場。 ”
　　葛霖認為，隨著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規模也越來越大，他們的經營需求也會越來越復雜，所以從長期來看要應對這樣的局面不僅僅是需要銀行的貸款，同時還需要更多和更廣泛金融服務的支持。
　　在《金融的王道》中同樣指出，在接下來的幾年當中，世界上大多數的增長將來自于亞洲，同時也會來自于拉美，但是主要來自于亞洲。相比中國的基建，歐洲、日本的增長會非常緩慢；美國會有一些復蘇的現象，但是勢頭不夠強勁。“這樣的一種經濟重心的東移，會對國家之間的關系帶來變化，在接下來的20年、30年都會如此。 ”葛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