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化對于經濟的健康發展而言顯然是一個不利因素，它不但挫傷了廣大中低收入職工的積極性，而且也阻礙了消費市場的穩步發展，使得國民經濟的增長越來越依賴于投資的推動，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無可否認，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從研究的側重點來看，大致可以分成三種，一是側重研究經濟增長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二是側重研究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三是側重研究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實際上是相互影響的雙向關系，而非單向關系。此外，從實證的角度去研究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得出的結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設前提之下的，例如，庫茲涅滋提出的倒U型曲線就是建立在工業化過程中以私有化、市場化和工業化作為基本假設。而且，從歷史經驗中歸納出來的規律未必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效果，即使同樣處于同樣工業化的國家，也會因不同的國情和發展環境而有不同的表現。同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的拉美國家、東亞國家和地區就呈現不同的結局，拉美的收入不平等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急劇擴大，而東亞國家和地區則呈現出較為平衡的發展態勢，經濟增長較為迅速，但收入的不平等化并沒有如人們預料的那樣迅速擴大。

　　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趨勢

　　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收入的不平等化已經是一個人所共知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有越來越加強的傾向。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表達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數值越大，則不平等情形越嚴重。研究表明，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已經高達0.47，而在改革開放之前，這一數值為0.16。與基尼系數的迅速提高相伴隨的是我國國民經濟的迅猛增長，數據表明，1978-2004年期間，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每年平均為9.6%。這也就是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與經濟高速增長相隨而來的是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化。

　　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中既有促進收入分配趨向平等化的因素，也有加劇收入不平等化的因素，但總的來看，還是后者起到主導作用。首先，隨著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收入會趨于平等，這其中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教育回報率在不同受教育水平之間的差異。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小學階段的教育回報率是最高的，故而，隨著教育的普及，人們的收入有趨于平等的傾向。然而我國的情況卻有所不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張車偉教授基于福建、上海和浙江三省家庭動態數據的研究表明，在我國，高中階段的教育回報率是最高的，大學次之。據此，我國收入的平等化過程需要一個更長的過程。其次，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城鄉二元結構有突破臨界點的可能，從而為縮小城鄉之間收入差異提供了可能性。“民工荒”現象表明，我國目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情形已經不復存在。廠商要雇傭更多的民工，就必須支付更高的薪酬。與此同時，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隨著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的日趨嚴峻，新畢業大學生的起薪水平也日漸降低。不僅如此，相當一部分行業的薪酬水平也有所下降，特別是與IT相關的行業。這種一升一降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鄉之間收入差異有縮小的可能。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行業之間收入水平的差異卻是越來越大。以北京市為例，根據北京統計年鑒2005顯示的2004年各行業工資水平數據，工資最高的行業為金融業，最低的為農林牧漁業，前者的年工資水平是后者的5.49倍，若以金融業中工資最高的證券業來計算，則這種工資行業倍差更是高達6.82倍。除了金融業以外，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以及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等行業都是收入居于前列的行業，而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建筑業等行業則是工資處于最低水平的行業。總體而言，處于壟斷地位的行業工資水平通常較高，而處于激烈競爭狀態的行業則工資收入相對較低。

　　同樣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城鄉收入差異的不斷擴大，而且，這種收入差跟是促成我國目前基尼系數不斷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已有的研究，盡管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高達0.47，然而，如果分城鄉來進一步計算各自的基尼系數的話，則分別是0.34和0.36，顯著低于總體的基尼系數，這表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導致我國基尼系數迅速上升的重要因素。此外，東中西三大地區以及沿海和內陸收入水平的差異也是促成基尼系數偏高的原因。

　　縮小收入不平等程度緊迫性

　　我國收入不平等化和由此導致基尼系數的提高，都有待于采取合理的政策來加以調整。與經濟高速增長相隨而來的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化對于經濟的健康發展而言顯然是一個不利因素，它不但挫傷了廣大中低收入職工的積極性，而且也阻礙了消費市場的穩步發展，使得國民經濟的增長越來越依賴于投資的推動，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提高居民收入的主要措施是通過提高職工工資水平來實現，同時也應相應地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確保中低收入者能夠從工資改革中獲得實際利益，促成他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很顯然，收入改革的方向是要縮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數，特別是要縮小城鄉差距以及沿海和內陸地區的收入差距。我國目前已經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政府直接對企業施以影響已經不太可能，尤其是針對提高職工工資而言，因此，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能夠有所作為的，主要還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縮小城鄉及地區差距，打破行業壟斷，促成多角度全方位的市場競爭，從而促使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趨于縮小。相比于經濟增長的速度，職工工資增長的速度是緩慢的，有必要加以調整，促進職工工資水平的提高。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基本上是由政府撥款而來的，政府也有權決定其工資水平，故而，政府有直接調整職工工資收入的能力。但更多的調整還需要通過相應的經濟政策和措施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