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有月餅稅，上百萬股金分紅卻可避稅

　　涉稅事件成為近日公眾關注的焦點，是公眾所表現出的“仇稅”心態的反映。無論是發軔于南京的“婚前房產加名稅”，還是從北京而起的“月餅稅”，皆蘊含著基層民眾日益沉重的稅負焦慮。

　　而對于一些本屬正常調整的稅收業務，亦已然被打上與民爭利的烙印，而面對公眾的質疑與不滿，以及在輿論的“倒逼”之下，稅務部門往往顧左右而言他，相互推諉或者發出模糊、有歧義的解釋。

　　此前所發生的假的國稅“47號文”，不僅大擺烏龍，大量媒體亦卷入其中，外界評論稱“像個真的似的”進行以訛傳訛的解讀。

　　在此背后，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導致如此局面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國稅制結構并未緊隨時代變化而更新，加之透明度不高，又導致不同收入群體納稅金額差別懸殊。

　　這也牽扯出另一個問題――稅負公平如何實現？

　　目前中國正處于轉型時期，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日益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挑戰日漸凸顯，普通勞動者收入增長也低于GDP的增速，而財政收入是遠高于GDP的增長，一定程度上，這也要求稅負公平問題應合理解決。

　　高收入行業漏稅嚴重

　　“普通人發盒月餅要交月餅稅，我代賬的幾個私營企業老板，什么消費都能通過公司賬目上報銷，老婆的化妝品、衛生用品、內衣褲、送人的禮品都開成辦公用品，所有的餐費都拿來報銷，一切的個人消費都能從公司報掉。數十萬的工資獎金、上百萬的股金分紅，都有專門的稅務籌劃師來幫他以通過股權運作的方式避稅，而普通的工薪族根本沒有避稅的機會。”談及于9月1日實施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下稱《個人所得稅法》），南京一家代賬公司負責人李女士告訴本報記者。

　　根據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因提高了個稅起征點，約6000萬人將免繳個稅，而此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曾在5月號《新財富》雜志上撰文表示，設計非常不合理的個人所得稅制，事實上已經淪為工資稅。

　　然而，即便《個人所得稅法》已修訂并實施，但上述南京李女士仍然認為，月收入低于3500元(扣除“三險一金”后)的工薪族不再繳納個稅對于普通人是利好，但是如果建立不起對高收入群體薪酬的有效監管跟蹤體系，個人所得稅仍然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它淪為“工資稅”的事實。

　　江蘇省地稅系統的一位官員說，對高收入人群的監控也受制于監控體系的薄弱，很容易使個稅淪為工資稅。

　　“我們下面的分支機構曾對轄區著名高校的商學院的教授、大醫院的名醫生、上市公司高管進行工資以外其他收入項的申報登記，但按人頭發下去的申報表，返回來的都是他們工資單上的數字，沒人填其他收入。有的名校商學院的院長、著名的外科醫生年收入數百萬元，但稅務部門就是征不到稅。我們對高收入人群的跟蹤系統是個空白，這也是收入兩極分化的真實寫照。”南京一家區級地稅分局的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

　　他的話被南京一家名牌高校商學院會計系的教授所證實。

　　不久前，一次喝茶聊天時，上述會計系教授毫不避諱地告訴本報記者，今年上半年，各種講課收入、兼職做獨立董事的收入已超過100萬元，“這還不算多的，院里過百萬元的多了去，至于繳了多少個稅，只有天知道。”

　　這位教授還舉了一個商學院教授掙快錢的例子。現在EMBA和MBA火得不得了，像高爾夫一樣成為“富人的校園俱樂部”。教授們給EMBA上半天課，院里開的講課費是1.5萬元，院長更高，一般是2萬元。而給企業做獨立董事，南京有個學院的副院長一人兼了七八家公司的獨立董事。

　　“現在的獨董，就是開開會、喝喝酒、舉舉手、分分錢，每家除了一年給5萬～10萬的費用，有的還能報銷幾萬塊錢的發票。”而個人所得稅究竟繳了多少，上述教授同樣毫不諱言地說“能避就避”，“稅務局沒人來管的”。

　　收入數據與現實悖論

　　從稅務機關掌握的高收入人群來看，數字與現實亦大相徑庭，反差強烈。

　　一份報告顯示，江蘇全省的高收入人群中，月收入為2萬～4萬元的群體不到1萬人，而月收入為4萬～6萬的人群還不到3000人。

　　南京的一位稅務稽查干部對本報記者說，這個數字還沒有南京德基購物中心（一家高檔奢侈品商店）的VIP會員多。

　　這反映稅務部門掌握的個稅納稅群體數據與社會應納稅群體的真實情況相去甚遠。“主要是手段原始落后，現在收入渠道太多，傳統的統計手段有效性差。而這幾年稅收增長太快，個稅在總收入中占比不大，稅務部門也不太當回事。加之高收入人群的納稅遵從度低，法不責眾。”上述稅務稽查干部說。

　　這個問題不解決，個人所得稅必然就成為橫亙在百姓心頭的工資稅。南京農業大學經管院院長周應恒認為，如果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思路仍然停留在提高起征點以及減少征收的稅率間隔上，遠遠解決不了當前個人所得稅的根本問題。

　　江蘇省2009年進行的一項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調查顯示，江蘇城鎮居民人均月度消費支出約為2013元。當時CPI還是負值，而今年的CPI已經“過六奔七”了，城鎮居民的人均月度消費支出必然要高于這個數，過低的個稅起征點意味著普通居民的日常消費行為都要課征個稅，“月餅稅”、“加名稅”等種種合法不合理的怪事就不一而足，而高收入群體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在稅收問題上卻可以高枕無憂。

　　連續多年，中國的財政收入保持著30%的增長速度，去年突破了8萬億，今年可望突破10萬億。財政收入與GDP的占比創出歷史新高，國庫豐盈的同時，決策者應思考如何藏富于民。

　　從江蘇財稅收入主要稅種構成分析看，1%的大企業繳了60%的稅，2003年以來，全省主要稅種收入的復合年增長率在40%以上。

　　新的個人所得稅法實施后，江蘇全省交稅人數不足200萬，占總人數的約1/40，這一數字本身就說明，在中國經濟數一數二的經濟大省，大量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總體不高、增長不快，“居民收入倍增計劃”依然任重而道遠。

　　完善制度設計

　　江蘇省財政廳廳長潘永和不久前在與本報記者交流時表示，個稅改革是以財政的“千億讓利”撬動內需轉型邁出的第一步，從這次減稅的主體來看，受益者主要是中低收入者，通過減稅逐步實現低收入者不交稅，中等收入者少繳稅、高收入者多繳稅的改革目標。

　　潘永和表示，減稅落實到一些具體人頭上，雖然還是“毛毛雨”，但減稅實實在在地增加了中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性收入，但要想稅收制度對收入分配起到有效調節作用，光靠個人所得稅改革顯然還不夠，必須要有更完善的頂層制度設計，必須不斷深化稅制改革，優化稅制結構，改善因結構不科學導致部分稅負過高的問題，形成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稅收制度。

　　潘永和認為，在做大財富蛋糕的同時，努力“分好蛋糕”，這就需要公共財政有更多的擔當。

　　如何讓公共財政有更多擔當，潘永和解釋稱，如加大對社會保障和社會事業的投入，更大力度地關注民生、重視民意，努力維護社會公平，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要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下工夫，在百姓收入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既要“減負”，更要直接增加百姓收入，讓人們兜里的“活錢”再多些，錢包鼓了，消費才更有底氣，從傳統的外向依賴和投資依賴向內需拉動的轉型才有抓手。

　　本報記者也曾在新加坡聽導游心生敬畏地介紹過他們的稅務局是如何在個人所得稅上和有錢人打交道的。

　　這位導游表示，新加坡個稅實行申報制，稅務機關有自己完善的情報信息系統，能通過各種管道對重點關注的社會名流進行收入統計。你申報的數字如果與稅務機關掌握的情況懸殊太大，第一次先退票，不作任何解釋――好好想想，還有哪些收入“忘記”報了；第二次，如果還是不對的話，稽查核對通知書就到你門上了，約時間跟你對賬。

　　“事不過三，如果出現第三次，對不起，會按原先稅率的200%甚至更高進行懲罰性征稅，并且公之于眾。所以，知名人士誰都不敢與國家利益、公眾利益對抗。”上述導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