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報》發表調查文章稱中小企業近半利潤都上繳，“非常盼減稅”。但另外一種聲音認為中小企業在“稅收逃避”上被大大低估了。也就是說，小企業因為在賬目操縱上具備很大的靈活性,所以，一般公布的稅負水平并不真實。
    對于我國中小企業稅費負擔沉重、苦盼減稅“禮包”的報道一直很多。據《北京晚報》日前采訪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機器設備生產企業負責人表示，他的企業每年進貨的費用大約是4 000萬左右，銷售額大約是5 000萬左右，有25%左右的利潤，這是行業內比較好的水平了。但是，這種利潤率下，交完稅之后，他的企業基本上等于一年白干。
    中國政法法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日前表示，中國的法定稅負偏高，實際稅負也不低。那么中小企業在“稅收逃避”上是否真的被低估了？若存在稅收逃避，中小企業“以身試法”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是否與高法定稅負有關？高法定稅負是否成了我國稅收事業的“枷鎖”？稅務部門能否根治這一現象？對于這些問題，本報記者特地采訪了業內資深專家予以解讀。
活下來的都是偷稅漏稅的企業？
    很多業內專家都表示，我國企業的負擔過重，大多數企業都不得不偷稅漏稅以求生存，而稅務部門稅收征收中也在選擇性執法。
    對此，稅法專家、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張廣通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針對中小企業的法定稅負偏高，如果加上社保費、其他的基金和亂收費、亂罰款、不尊重保護公民財產權益導致的精神損失，那就更高了。高稅費必導致大量逃稅、避稅。假發票犯濫、兩套賬、三套賬也是普遍現象。經濟不景氣、宏觀調控力度大，加重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經營難，更助長了逃稅、避稅的動機。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院長王衛國在此前舉辦的“2011中國稅法論壇暨首屆中國稅務律師論壇”上指出，在現在的稅制之下，所有活著的企業你可以相信它在某種程度上都在稅收違法，沒有不偷稅漏稅的，不偷稅漏稅的企業多半是活不下來的，換句話說，活下來的都是有偷稅漏稅的。
    王衛國說：“關于企業偷稅漏稅的事，稅收稽查機關說，我們一查一個準兒。我說那你們什么時候查什么時候不查？他們說兩種情況下要查：一是上級讓我們查我們就查，二是有人舉報我們就查。這個‘上級讓我們查’里面就有很大的問題。如果是政府看你不順眼，你跟政府之間關系沒有處理好，他就可以讓稅務機關去查，反過來講，討好了政府的，把官員搞定了，它可能就逃避了稅收執法。這就形成了執法的不公平， 還有就是任意性執法，這里面太多的解釋空間。話語權完全是在稅收部門的一方，所以企業完全是被動的，它無所適從，所以你說它不違法，它不違法很難。”
    中國宏觀稅負重的另一個因素是非稅收收入高。《人民日報》計算的2009年大口徑宏觀稅負（包括土地出讓收入、預算外收入等非稅收入的全部政府收入占當年GDP的比重）約為31.4%。
    法定稅負大大超過我們國家、政府應需的稅收收入
    對于我國企業逃稅漏稅，而稅收機關征稅時選擇性執法的原因，施正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這是因為我國現行稅法所規定的稅率大大超過了我們實際征收上來的稅收，也大大超過了我們國家、政府應當需要的稅收收入。
    施正文說，高法定稅負一般表現為兩種情況，一個是法定稅負的絕對值比較大，一個是法定稅負與實際稅負的差距比較大。而我國法定稅負的絕對值高以及法定稅負與實際稅負的偏差都比較大。施正文舉例說，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是45%，而美國是35%，俄羅斯則實行13%的單一稅率。我國土地增值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是60%。由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聯合發布的2007版《經營》報告顯示，中國總稅率高達77%。
中國科學院教授、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高峰則對本報記者表示，現在中國共有19種稅，其中流轉稅和所得稅的稅基都非常大，稅率都非常高。我國有消費稅、營業稅，而且重復課稅，我國的不動產增值稅不能抵扣，稅基很大。除了龐大的間接稅以外還有兩個所得稅，而且所得稅稅負很多不能抵扣。
    “不僅如此，我們實行雙主體稅制，意味著納稅人既要交龐大的間接稅，還要交龐大的增值稅，還有很多財產稅的稅種，比如土地增值稅，這個稅率都是很高的，要把這么多法律規定的稅種都征收上來，中國的法定稅率我認為是在50%以上。”高峰進一步指出。
施正文補充說，目前我國的稅收征管率只有50%左右，即法定稅負是實際稅負的1倍，兩者存在50%的征管空間。
    高法定稅負是中國稅收事業的“枷鎖”
    施正文在提供給本報記者的論文《高法定稅―――中國稅收事業科學發展的枷鎖》（編者注：此論文是施正文主持的司法部國家法制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中國稅法通則立法基本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中指出，我國稅收領域長期存在但并未引起重視的高法定稅負，是稅收領域中諸多問題、悖論的“瓶頸”性根源，成為阻礙中國稅收事業科學發展的“枷鎖”。
    施正文認為，高法定稅負會產生很多悖論，嚴格執法，所有納稅人就都會逃稅，收上來的稅會大大超過我們經濟所能承受的能力，這幾年稅收收入都在高速增長；如果不嚴格依法征稅，就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執法越嚴離法制越遠，所以肯定是選擇性執法。
    “我們國家目前稅收的實際征稅是計劃的，稅務局收上來，完成它的任務就可以了，它就根據以前的基數，根據你以前跟它溝通的關系決定，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按照稅法來，你愿意不愿意？還不說此后的處罰。所以中國的稅務訴訟案子極為罕見。我們的納稅人被詬病為沉默的納稅人，在國際上被視為另類。所以，我認為高法定稅負是中國稅收事業發展的一個‘枷鎖’。”施正文補充說。
    關于高法定稅負對我國稅收事業的具體危害，施正文提出了六個方面：一是造成稅收持續高速增長，不利于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二是損害稅法的完整性和科學性，不利于“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十二字”稅制改革方針的貫徹；三是提供錯誤稅法信息，不利于稅收政策的實施；四是便于按計劃征稅，不利于推進依法治稅；五是阻礙公正執法，不利于實現稅法公平；六是影響依法、誠信納稅，不利于提高稅法遵從度。
    降低法定稅負，提升稅法遵從度
    施正文表示，稅收征納活動的正常進行，稅收事業的科學發展，需要一個理性的法定稅負作為前提和條件，否則套上高法定稅負的枷鎖，稅收領域的所有制度、措施、工作和活動都不可能在一個良性的軌道上運行。在很多中小企業目前正受困在這一枷鎖之中的背景下，降低我國的法定稅負已經顯得刻不容緩。
    對于打破高法定稅負這一枷鎖，施正文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以降低法定稅負為中心和突破口，有效推動稅制改革，著力增強稅法的科學性、公平性和時效性；二是依法加強稅收征管，提高稽查執法公正性，努力建設稅收法治；三是優化納稅服務，發展稅收社會中介組織，切實提高稅法遵從度。
    “納稅遵從度是影響實際稅負和稅收征收率的一個重要因素，法定稅負的降低也為納稅遵從度的提高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也對提高納稅遵從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施正文補充道。
    而對于如何提高納稅遵從度，高峰表示，首先，應該建立更加簡明的稅收制度。張廣通也指出，提高稅收遵從度還是要從完善簡化稅制上做文章。“既然復雜的稅法在小企業那兒執行不下去，稅務機關也沒有那么大的能力把小企業的稅嚴格地收起來，那么在改革完善稅制時，就應針對小企業的稅收管理出臺一套靈活適用的征管辦法和稅法規定，就像對進出口行郵物品單獨制定與外貿企業不同的關稅征管辦法一樣；與此同時，征納雙方要共同努力，構建和諧、信任、合作的征納關系，從而減少稅收方面的種種違法亂紀和不配合現象。”張廣通說。
高峰同時指出，而且，還應該進一步加大稅法宣傳的力度，改進和優化納稅服務，加強納稅人的權利保護，推廣科學的征管技術手段，重塑政府在納稅人心中的形象。
    “要擺脫稅負越重、企業越難搞活、納稅人逃稅意識越強、稅越難收、稅負標準就越提越高的惡性循環，走向稅負輕、企業搞活、稅源豐富、稅收好收、財政收入寬裕、企業效益不錯的良性循環，關鍵還是要樹立輕稅有利于發展經濟、培植稅源的觀念，只有蛋糕做大了，即使稅率不高，也能取得較多的財政收入，納稅人也能心甘情愿地繳稅，而不把稅收看作沉重的負擔而埋怨抵觸稅收征管。”張廣通進一步指出。我國的高法定稅負有其歷史原因，1994年稅制改革初期，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非常拮據，而且稅收征收率也非常低，加之剛剛頒布的新稅法還未充分發揮它應有的法律效力，在這種情況下，制定比較高的法定稅率，也有政府的苦衷，大有“寬打窄用”、“廣撒網多撈魚”的意思，所以也并非一無是處，至少為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然而經過十多年后，我國的財政收入正在逐年增長，而且相當充裕，甚至日益呈現出“國富民窮”的局面，這種情況下，依然保持當初的高法定稅負，就有些“與民爭利”的味道了。而且，雖然政府也在“選擇性執法”，但選擇性執法的實質就是違法。既然高法定稅負已經難以遵從，甚至不得不“繞險道”才能達到征稅的目的，那么與其一直“繞險道”、提心吊膽，不如立馬著手“修新道”，實行稅法改革，降低我國的法定稅負，以打開我國稅收事業發展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