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履新以來，提出“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啟動簡政放權，實施財稅、金融改革，明確了深化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路徑。

　　其中，財稅體制改革上行承接國家宏觀運行、下行對接公民基本權利，又因其溫和、可操作的改革路徑，成為新一輪改革中的“牛鼻子”。

　　“財稅改革本質上改的是國家和納稅人關系；中央機關和地方機關的關系；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的關系，這三個關系歸根到底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敝袊�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劍文教授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說。

　　推動財稅體制改革，如房產稅擴大試點、三公經費、預決算公開、稅權收歸人大、預算法修改等各類改革深水區的問題都呈現出盤根錯節、彼此牽制的困境。財稅法治成為各個力量理性較量的必然選擇。

　　稅法改革方向

　　“財稅制度過去過分強調宏觀調控。財稅法本身是公共財產的問題，涉及如何保護公共財產。通俗的說法是公款如何收、支、用。”劉劍文認為，從法治視角看，財稅制度不僅具有調控經濟、組織分配的工具性功能，更是借助財政制度的收、支、用，推動了財產權利與財政權力的協調和均衡，尤其是可以保障處于弱勢地位的私權利免受公權力的隨意侵擾。

　　在這個意義上看，財稅制度最本質的功能是組織收入、分配財產。也就是收入分配制度。宏觀調控只是財稅制度的輔助功能，當下卻成為其主要功能，這不利于市場經濟的深化發展。

　　財稅制度如何推動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劉劍文認為，可分解為兩個角度理解：稅收法治推動市場化程度的深入與財稅制度本身如何能夠適用市場。

　　以房地產市場價格為例，房價是市場問題，讓市場自身解決。政府慣于并善于用行政主導的方式，正基于此，十八大提出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劉劍文表示，中國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財稅改革要有“三維思維”：

　　首先是行政思維，就是我們強調的政府。其次是法律思維，改革觸動的是利益關系，這需要用法律來規范。第三也是最高的層面即憲法層面。財稅改革要解決的是國家和納稅人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立法和行政的關系。這些關系的解決都要回歸到憲法的層面來解決。

　　劉劍文支持立法部門主導的房產稅改革。他認為，由行政主導的房產稅改革試點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運用行政手段很可能會造成兩個后果，其一，效果不好，民眾不理解不接受，行政方式已為此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其二，很多人對合法性提出質疑。

　　改革，強調的是協同。財稅改革要放在整個改革中來看待。財政制度改革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更是法律問題。

　　關于未來稅法改革的方向，劉劍文認為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市場化趨勢：稅收立法與改革開放本身就同步進行。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了配合吸引外資，確立對外商企業征稅的依據，于1980、1981年先后制定了《個人所得稅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等稅法。

　　在當下，稅法同樣要適用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所有的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要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比如，哪些是國家做的事情，哪些是企業的事情；財政制度和改革如何發揮作用；納稅人增稅的邊界何在；如何能夠推動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如何更好保護市場主體的權益等。

　　其次是國際化趨勢，經濟全球化趨勢要求資金、貿易的自由流動，這需要稅法作出針對性調整，從而維護國家和國民的合法權益。

　　再次是法制化趨勢，法治強調秩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依照法律形成納稅人、國家與納稅機關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依法征稅、依法納稅，最終實現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消費，稅收法治也就將成為構建法制社會的突破口。

　　稅收立法回歸爭議

　　“簡政放權包含兩層含義，"放"和"還"。比如稅收立法權，涉及到公民財產權，本身是全國人大的權力，權力應該回歸。但是改變需要時間，經歷以時間換空間的過程。”劉劍文在談及稅收立法爭議時說。

　　根據我國《憲法》和《立法法》規定，稅收立法權力歸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國務院并無立法設稅權。但在1984年后，國務院從整體上享有稅收立法授權。

　　當下，全國人大、財政部、稅務總局都有共識，稅收立法權應該回歸，目前仍在商榷的問題是如何回歸，回歸后人大與行政部門之間的權力邊界問題。

　　劉劍文支持“直接回歸”和“間接回歸”兩個模式相結合的方式：“舉例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對1984年的稅收授權立法通過決議的形式直接廢止，即為直接回歸。間接回歸則是指在這一領域加快立法步伐。有法則法大。但立法周期太長，因此我主張兩者相結合�！�

　　回歸已有共識，那阻力何在呢？圍繞稅收立法回歸的爭議主要有三。一是稅收立法權回收至人大后，現行的稅收行政法規是否有效。二是稅收立法回歸后，行政部門是否再無立法權。三是全國人大是否有能力承擔稅收立法工作。

　　而即便權力回歸，并不意味著政府不再擁有稅收立法權，但是政府所擁有的稅收立法權是一事一議，且針對某特定時間，有時間限制，要求符合法律的原則、理念和精神。這也要求符合《立法法》的規定。

　　比如房產稅法一旦上升為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后，國務院有權根據房產稅法制定房產稅法實施條例，財政部、稅務總局有權根據房產稅法和實施條例來制定規范性文件。

　　私人財產權利是憲法性的權利，不能政府自己制定規則然后征稅，即使征稅也要符合相關法律的精神和理念。通俗地說就是你可以制定，但是不能任意制定。具體實施行為要在憲法、法律允許的框架內進行，這是邊界問題。

　　對于人大是否有這個能力完成稅收立法，劉劍文認為，要明確權力本身屬于誰。先還權，先考慮合法性，再考慮能力問題。

　　全國人大現有力量存在不足，如何進行能力建設？劉劍文提出了多條選擇路經。通過吸收社會其他研究和實踐領域的人充實人大的力量；充分動員人大代表現有資源；由人大主導立法并不會排斥其他機構的參與。例如，房產稅法草案由人大主導進行，也可以吸收財政部、稅務總局的人才共同完成。

　　“立法本身的過程，是社會主體參與的過程，各個力量理性博弈的結果，立法實施后容易形成上下共識，這是立法主導優于行政主導的原因之一�！眲�劍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