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房產稅和遺產稅的討論正在熱烈進行著，贊成者與反對者人數都不少。雖然反對者對無法控制政府征稅權所表達的不滿值得重視，但就房產稅與遺產稅本身而言，卻是無可爭議的好稅種。事實上，對這兩個稅種的討論，反映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稅制結構轉型的內在要求，即把當前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轉為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

我國目前的稅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體，在全部稅收收入中，間接稅（以增值稅為主，還包括消費稅、關稅等商品稅）的比重接近70%。為什么要從間接稅制轉為直接稅制？這至少有兩個原因，或者說直接稅制具有兩大好處：一是直接稅不影響（或不直接影響）商品價格，有利于降低商品價格以促進商品銷售，從而以擴大了的內需來拉動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另一個則是降低間接稅制的累退性，用直接稅將稅收負擔分配給有能力的人承擔。前者對于自1998年以來就呼吁啟動內需的中國來說，重要性不必多言，后者還有必要進行一些解說。

間接稅通常采取比例稅率，就商品銷售額來征收。由于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比高收入者要高，因而以收入來衡量，往往是低收入者承擔了更大比例的稅收。在稅收學中，這被稱為累退性。舉例言之：假設商品稅比率為10%，高收入者的收入為10000元，消費5000元（其余5000元用于儲蓄）；低收入者的收入為3000元，全部用于消費。這樣，高收入者繳納的商品稅為500元，占收入的5%；低收入者繳納的商品稅為300元，占收入的10%。顯而易見，在這個例子中，低收入者承受的稅負更高，在商品自愿買賣的外衣下，原來市場決定的收入差距被進一步擴大。

因此，在當今中國，要促進商品交易以擴大內需，要縮小貧富差距，就應逐漸進行稅制結構轉換，將其從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轉為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

如何進行這樣的轉型？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逐漸降低間接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不再將其作為稅制結構中的主體。可以考慮的措施有：在當前營改增的基礎上，降低增值稅稅率，一個可行的方案是將現行的13%和17%兩檔增值稅稅率，降為10%和13%。還應將當前推出的針對小微企業暫時實行的免稅政策，予以永久化。與此同時，在適當時機，選擇特定假日實施免稅日，即在零售環節針對普通消費品（不包括煙、酒、汽油等商品）在特定日期免于征收增值稅。與分稅制改革可以配套進行的是，將增值稅逐漸轉為省級政府的專屬稅種。這樣，在各省稅收競爭的壓力下，該稅種不再可能成為阻礙內需擴大的不利因素。擴大內需，擺脫對外向型經濟的依賴，才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可靠基礎。相對于原來的亞洲四小龍來說，中國這樣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經濟體，不可能長期保持超過65%的外向依存度，這是世界經濟所不能承受的。

第二，逐步提高個稅在稅制結構中的比重，并逐漸將其建設成為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形式。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對改革現行個稅體制，已提出很多方案，如將個稅從分類征收改為綜合征收，將所有的個人收入都統一納入征稅范圍，征稅時考慮家庭狀況，同時加強對高收入者的征管，以及降低個稅級次（目前7級）與稅率等。這些方案都值得考慮并予以實施。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如果將個稅變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形式，那么將形成個人收入與中央政府收入同步增長的機制，這將使中央政府有動力去提高居民的個人收入，從而提升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進而為以內需拉動中國經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就當前中國而言，這一點非常重要。同樣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從1950年到1980年，日本工人的收入已基本趕上美國工人，但從1980年到2010年，中國工人收入還遠遠不及美國工人的1/6。因此，要破除對個稅的一種誤解，以為它會傷害普通人的利益。實際上以個稅作為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形式，將使政府增收與普通人收入增加同向而行，這對普通人而言不是災難，而是福音。

第三，開征房產稅與遺產稅等直接稅稅種。顯然，房產價值和遺產價值是衡量稅負承擔能力的良好指標，以此來分配稅收負擔有利于將稅負落實在有能力的人身上，有利于改善起點公平，從而改善社會收入分配狀況。

不過，房產稅的征收，對象應該是超過標準使用面積的房產價值，其性質是對超標準使用土地而征收使用費，從而避免對并非居民所有的土地價值征稅。同時，應將房產稅作為逐步代替土地出讓金的制度措施來實施。與其他國家的做法相同，我國的房產稅也應作為基層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遺產稅（及贈予稅）的征收，其對象應主要是富裕階層的遺產，同時應對富人的慈善捐贈價值給予一定的稅收抵免優惠，以鼓勵富裕階層在生前就選擇合適的慈善公益項目進行捐贈。這樣做，政府從遺產稅中獲取的收入可能會非常少以至于無，但可以大大促進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

綜上所述，將中國稅制從當前的間接稅制轉為直接稅制，將會大大促進內需的增加，將使政府的收入依賴于個人的所得，并使稅收負擔落在有能力的人身上。這將促進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成長、促進政府對提高勞動收入比重的重視，并使社會更加公平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