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稅負只是有些參考價值，資金效率關系到稅收痛苦程度，而更關鍵的是，要特別關心哪些人群最終承擔了最重的稅負。”

“人均稅負過萬”的消息，從發布至今，一直廣受關注。

“當下中國的‘稅負’問題無法回避。”對于目前普通民眾的“稅負痛感”，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如此表述。

在賈康看來，這關鍵是由于間接稅比重過高、稅制應有的再分配功能明顯偏弱。

“中國‘稅負壓力’優化，關鍵既不在于降低宏觀稅負，也不在于指出宏觀稅負人均指標與‘企業上交90%稅收’在直觀形式上的不對應，而在于如何使實際的‘稅負壓力’從社會整體到單個居民的結構分布合理化。”賈康說。

“人均稅負過萬”的消息，是今年年初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上透露的。

宏觀稅負數據具有什么價值？與國際水平是否有可比性？

根據今年兩會期間財政部上報全國人大審議的預算案草案，《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計算發現，根據窄、中、寬三個口徑，算出2013年我國的宏觀稅負分別約為19.4%、22.7%和33%。

賈康認為，作為相對數的財政收入/GDP之比，如以這一指標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口徑和國際比較，我國目前水平不超過35%，屬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明顯低于發達經濟體，不存在宏觀稅負過高問題。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在《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現場，也曾表示，現在更需關注的是哪些人群承擔了最重的稅負。

去年寬口徑宏觀稅負約33%

“宏觀稅負”數據總是很容易引起民眾“稅負痛苦”，中國的稅負到底高不高的討論一直未曾停止。

宏觀稅負存在窄、中、寬三個口徑。窄口徑的宏觀稅負一般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中口徑的宏觀稅負一般是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收入包括了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之和，寬口徑的宏觀稅負則是政府所有收入占GDP比重。在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包括了公共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財政部今年1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我國稅收收入為11.0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8%。今年3月5日，財政部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預算案顯示，去年全年的公共財政收入約為12.9萬億元，政府性基金收入約為5.2萬億元，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約為0.17億元，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約為3.5萬億元。

與此對應的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我國的GDP總額為56.9萬億元，但中國人均GDP水平偏低。

按照上述數據，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計算，我國去年窄、中、寬口徑的宏觀稅負分別約為19.4%、22.7%和33%。

賈康認為，所謂“人均稅負”，在此實指政府財政收入的人均量值，或可稱為“人均財政收入”，“把政府收入分攤于全體社會成員，引出‘人均稅負’概念，學理上按說也并不為錯，但就此概念對百姓的感受而言，卻與‘人均財政收入’的表述有了重大區別。”

他認為，稅收“負擔”概念量化到具體的每一個人，很容易引發民眾的“稅負痛苦”或“稅收厭惡”，決不如“收入”概念的人均量化那樣容易被人們欣然接受。“同一件事情，僅由于有兩種表述，便可能形成兩種大相徑庭的民眾感受與輿情向背。”

不過，對于“國際可比口徑”的說法，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則認為，我國與發達國家存在匯率選擇等諸多不同，國民所能承擔的稅負或財政收入不能夠直接進行比較。

從寬口徑宏觀稅負看，這一數字基本與往年持平，此前多位財稅領域學者均向記者表示，從數字上看，我國的宏觀稅負并不比OECD(經合組織)成員更高，現在基本穩定在32%、33%的水平。

賈康認為，真正有意義的指標，還是作為相對數的財政收入/GDP之比，即“宏觀稅負”，它反映的是某一經濟體在特定發展階段、特定經濟體制和財稅制度之下的政府資源(財力)集中度，可借此具體分析該經濟體“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財政分配相關特點和政府作用空間。

誰承擔最重稅負

“宏觀稅負只是有些參考價值，資金效率關系到稅收痛苦程度，而更關鍵的是，要特別關心哪些人群最終承擔了最重的稅負。”楊志勇表示，加之目前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依然很低，財政收入并不是越多越好。

賈康則認為，目前我國間接稅占全部稅收的七成，應在總體稅制結構中適當地、逐步地提升直接稅的調節作用，以及提高直接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讓有支付能力的較高收入階層直接稅繳納，以此相應替代間接稅收入，降低全社會成員的稅收痛苦總體水平。

國家稅務總局稅科所研究員付廣軍撰文指出，人均稅負應采用全國稅收收入除以人口數，并不是個人實際繳納的稅收平均數，中國納稅人分成企業法人和自然人。

針對中國社科院報告稱“九成以上的稅收來自企業繳納”，他認為，一般而言，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較低條件下，稅收主要來自于法人企業；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提高，來自于自然人的稅收會擴大。

楊志勇認為，人均稅負的確不是個人實際繳納。但稅收負擔最終會落在個人頭上，“企業是虛擬物，不會是稅收的最終歸宿。”

賈康指出，據測算，我國間接稅收入在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很高，接近70%，明顯高于其他經濟體尤其是較發達市場經濟體的一般情況，所以我國的消費大眾實際上成為向國庫作稅收貢獻的主要群體，這一點也是與其他經濟體情況相比形成重大差異的現階段的“特殊國情”。

他認為，在現階段我國消費大眾中的大多數是低中收入階層，由于他們的恩格爾系數較高，在消費環節承擔稅負、作出利益讓渡，很大程度上是屬于基本生活資料層次上的利益讓渡，因而“痛苦程度”也就較高。

“為了回應公眾訴求，降低實際的‘稅收痛苦’程度，隨著經濟發展、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問題凸顯，我國在總體稅制結構中應適當地、逐步地提升直接稅的調節作用，以及提高直接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賈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