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印發“十三五”促進就業規劃的通知》(以下簡稱《規劃》)，是“十三五”時期指導全國促進就業工作的戰略性、綜合性、基礎性規劃。

　　《規劃》明確，到2020年，要實現以下目標：就業規模穩步擴大，就業質量進一步提升。“十三五”時期城鎮新增就業5 000萬人以上，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內，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重點人群就業形勢基本穩定。促進貧困人口就業，帶動1 000萬人脫貧。全國技能勞動者總量達到約1.7億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總量達到5 500萬人、占技能勞動者總量的比重達到32%，技術技能人才短缺狀況有效緩解。

　　要實現上述目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跟進，而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就是《規劃》中提出的諸多措施之一。

　　那么，《規劃》中有哪些方面提到或涉及到落實減稅降費政策?落實該政策對財稅部門提出了什么樣的要求?哪些稅費可以進一步減降?如何有效落實減稅降費的扶持政策呢?《財會信報》記者就此采訪了業界專家。

　　內容
　　《規劃》多處提及減稅降費政策
　　有媒體對《規劃》中的政策梳理發現，其中多處提到落實減稅降費等扶持政策，以帶動更多就業。

　　《規劃》中提到，鼓勵發展家庭手工業，創造更多居家靈活就業機會。開展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不斷拓展服務業發展廣度和深度，鼓勵發展就業容量大、門檻低的家政護理等生活性服務業。擴大市場準入范圍，落實降稅減負等扶持政策，促進中小企業加快發展，培育特色產業集群，帶動更多就業。

　　推動困難行業傳統產業轉型發展，穩定現有用工需求。通過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加快分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等綜合措施，推動鋼鐵、煤炭等行業轉型發展，穩定用工需求。實施制造業重大技術改造升級工程，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動傳統制造業由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延伸產業鏈條，增加就業崗位。合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融資、人工、能源、物流等成本，落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各項措施，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增強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動力，擴大用工需求。同步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勞動者技能轉換，在轉型發展中不斷增強吸納就業能力。

　　加快形成有利于勞動者參與創業的政策環境。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收費管理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創新監管方式，優化政府服務，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制約勞動者創業的體制機制障礙。拓寬創業投融資渠道，管好用好創業擔保貸款，合理增加貼息資金投入，擴大擔保基金規模。鼓勵金融機構充分依托互聯網信息技術，通過大數據、交叉信息驗證等方式，科學評估還款能力，優化貸款審批流程，提升網絡平臺創業主體和小微企業創業主體貸款的便捷性和可獲得性。落實促進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殘疾人、登記失業人員等群體創業的稅費優惠政策。加大對初創企業的場地支持、設施提供、房租減免、住房優惠等政策扶持力度，降低創業成本。

　　完善返鄉創業政策。落實相關稅費優惠政策，支持試點地區加快出臺降低門檻、財政支持、金融服務等創新性政策措施，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支持部分試點地區開展“兩權”(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組織開展鼓勵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三年行動計劃，大力推進返鄉農民工等人員創業培訓工作。

　　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結合政府購買基層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開發崗位，統籌實施基層服務項目，落實學費代償、資金補貼、稅費減免等扶持政策，進一步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中西部地區、中小微企業就業。健全基層服務保障機制，暢通流動渠道，拓展扎根基層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通道。

　　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充分發揮就業目標的引導作用，統籌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統籌考慮宏觀調控的重點和節奏。將促就業穩就業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優先目標，加快完善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體系，加強就業政策與財稅、貨幣、產業、投資、貿易等宏觀經濟政策以及人才、教育、培訓、社保等社會政策的統籌協調，形成有利于促進就業的宏觀政策體系。

　　各級政府要積極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合理加大促進就業相關資金籌集力度，提高財政資金支持就業創業效益，保障就業管理和服務高效運轉。實施支持就業創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符合條件的重點群體就業創業。鼓勵和引導各類金融機構加大對就業創業的金融支持。

　　《規劃》中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牽頭負責結合政府購買基層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開發崗位，統籌實施基層服務項目，落實學費代償、資金補貼、稅費減免等扶持政策，進一步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中西部地區、中小微企業就業。健全基層服務保障機制，暢通流動渠道，拓展扎根基層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通道。

　　現狀
　　財稅部門政策落實積極但仍有待加強
　　我國目前經濟發展仍處于下行壓力較大的時期，經濟轉型任務艱巨，外部不確定因素較多，這給就業創業工作帶來不小的挑戰。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力資源富國，但還不是人力資源強國，既要持續追求人力資源強國的戰略目標，又要實事求是、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做好各階段的就業創業工作，使人人安居樂業的宏偉目標落在實處，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長治久安提供堅強的人力資源保障，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中央財經大學財稅學院著名稅收專家張廣通在接受《財會信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務院發布的《規劃》，從戰略性、綜合性、基礎性角度為“十三五”期間的就業創業工作做出了明確的宏觀指引，既有對以前就業創業工作經驗的總結和繼承，又有根據新形勢、新要求提出的開拓性新思路。其中對財稅部門提出的要求主要是認真落實已經出臺的各項就業創業優惠政策，進一步降低就業創業成本，為就業創業創造良好外部環境。

　　張廣通具體介紹說，從多年的實際工作來看，財稅部門對中央促進就業創業的大政方針是積極貫徹、認真落實的，出臺的專項優惠政策也很多。其中，有針對特殊人群的，比如關于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政策、關于殘疾人再就業的政策、關于退伍軍人和軍人家屬再就業的政策、關于大學生就業創業的優惠政策、關于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關于股權激勵的稅收優惠政策等，這些政策主要是從需求方解決問題的;有針對就業崗位提供者的，比如關于小微企業的減稅讓利政策、關于高科技企業的減稅讓利政策、關于風投企業投資抵稅的優惠政策、關于生活服務業全面推行營改增試點的政策、關于農村金融、支農保險、小額貸款、融資租賃、擔保公司等優惠政策、關于傳統產業、老工業基地、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升級的稅收優惠政策、關于企業兼并重組的稅收政策、關于電商企業的有關稅收政策等。“上述政策分別從需求和供給兩側發力，旨在為企業積極吸納就業、勞動者主動擇業創造有利條件，其中也包括為培育和支持新興業態快速發展保駕護航方面的支持政策。應該說，財稅部門在支持就業創業方面盡了自己的努力，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出臺的各項優惠扶持政策的前瞻性、系統性、法治性、可操作性還有待加強，與相關部門政策的協調性還需要加強，對政策實際執行效果的經常性檢查、評估和再完善也有大量工作要做。

　　支持就業創業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優先目標，所以財稅部門一直高度重視，政策出臺的頻率也比較高，但總體來看前瞻性、系統性和可操作性還比較缺乏，與其他部門相關政策的協調性不夠，導致在實際執行中效果往往會大打折扣。張廣通舉例解釋，僅以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為例，原規定年應納稅所得額在3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其應納稅所得額可減半計入稅基，按20%的優惠稅率計稅，但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為了加大支持力度，這個優惠標準就不斷刷新，依次出現了6萬元、10萬元、30萬元等標準，而30萬元已經是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的小微企業上限，而按30萬元的上限執行，小微企業的活力不足、負擔重問題是不是就能解決了呢?恐怕還得打個大大的問號。實際上，在通貨膨脹率不斷升高的背景下，30萬元已經不是一個很高的標準，既使小微企業全部免稅，能讓它們短期內有非常顯著的發展，也不敢肯定。而據統計，小微企業在我國企業總數中數量非常龐大，遠比大中型企業數量多，在小微企業就業的職工數量也十分龐大，這些企業若半死不活，在這些企業就業的職工的生活就會非常艱難、朝不保夕，所以持續關注它們的命運，及時給予雪中送炭能解渴的政策支持才是它們所需要的。

　　張廣通同時表示，回頭來說，小微企業從事的經濟活動五花八門，相當一部分從事的是傳統產業、一般服務業或者是面臨被淘汰危機的落后產業，另有相當一部分從事的則是風險很大的高科技或高端服務業。從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來看，超大規模的生產經營組織與超小規模的生產經營組織正在分化發展，小型化、個性化、定制化生產越來越受到推崇，即小的并不等于就是差的、壞的、落后的。由此可知，在制定財稅扶持政策方面，我們面臨兩難，支持大的、高技術的和支持落后、不節能環保的、浪費能源資源的經常會產生矛盾，既要把政策落實到要支持的對象，又不能違背生態文明、轉型升級的要求，政策的制定就會慎之又慎，條件苛刻，政策越苛刻，實惠就越少。另外，中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邊遠貧困地區是小微企業的聚居地，當地產業結構落后，財政收支能力脆弱，大量落實各種優惠政策會沖擊財政平衡，從政府方面就會有畏難情緒，這就是為什么優惠政策越多，稅外收費越多的原因。

　　建議
　　梳理現有政策尋求市場與政府的平衡點
　　近年來，政府一直在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指出，2017年，要繼續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市律師協會稅法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王樺宇在接受《財會信報》記者采訪時，首先從對減稅降費政策如何理解的角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規劃》中落實減稅降費等扶持政策，有多重經濟社會功能考慮，一是推動企業“輕裝上陣”，二是帶動更多就業，三是優化相關稅制。全面掌握落實減稅降費等扶持政策，需要理解以下幾個層次。一是重在“落實”，二是“減稅”和“降費”并行，三是政策以“扶持”為主。盡管稅和費都由政府向納稅人收取，均為經營成本，但是兩者之間的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稅的收取需要法律明確規定且實行普遍征收，稅款由財政根據預算統籌使用;費的制度依據則效力層級較低，費的使用原則上需要貫徹“使用者付費”和專款專用原則。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圍繞減稅降費，部分稅種的稅制調整將會進一步加快推動，相關政府收費也會進一步限縮和減少。

　　將減稅和降費區分開來看，王樺宇認為，減稅的部分，2017年的看點主要涉及個人所得稅、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車輛購置稅和營改增配套措施。首先，本輪個稅改革將遵循“增低、擴中、調高”的總原則積極推進，其中月收入萬元以下的個稅稅率有望調低，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的最高邊際稅率也可能調低。除了免征額會適當技術性調整外，贍養老人、撫養二孩、房貸等家庭合理支出有望抵扣個稅。其次，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有望調整，一些涉及日常醫療和文化生活的特定商品關稅會進一步減低，并將會通過價格傳導機制給老百姓帶來政策利好。再次，對購置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車會減按7.5%的稅率征收至年底。最后，在營改增配套措施方面，會繼續落實并完善營改增試點政策，穩定減稅規模。隨著2017年營改增減稅效應的擴大和新的減稅措施的推出，企業稅負將進一步得到降低。

　　王樺宇指出，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以來，稅收法治化進程明顯加快，涉及到稅收、稅率和稅收征收的相關事項需要經由全國人大通過立法程序來進行。2015年修訂的《立法法》第八條明確規定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在稅收法治的角度，涉及到正稅減降事項需要通過稅制調整和立法修訂等方式實現。當然，這并不影響國務院及其財稅主管部門在現行稅法規定的范圍內就稅收征管的技術性事項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

　　對于降費的部分，王樺宇認為，2017年的看點主要涉及行政性收費、社會保險費和其他相關收費。首先，行政性收費，涉及政府職能實質性轉變和行政運行成本真正降低的問題，也關系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推進力度。“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是規范和清理行政性收費的基本原則，所有的行政性收費必須由相應的有權機關制定規則，并明確收費的正當性。其次，政府性基金需要進一步梳理和規范，政府性基金必須依托有合理性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并接受本級人大和財政部門的審查和監督。再次，社會保險費的進一步優化非常必要。自《社會保險法》實施以來，社會保險費繳納比例明顯上升，但與此同時企業也開始反映現行費率過高。目前，國務院正在積極推進基礎養老金的全社會統籌，企業和職工的負擔程度有可能適當調低。最后，一些歷史原因或伴隨特定政策產生的隱性收費可能也會被取消和清理。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丁蕓在接受《財會信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目前國家已經采取了許多有利于就業的稅收優惠措施，但是接下來，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以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為主、兼顧其他稅種的持續完整，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體系，只有構建促進就業稅收政策的長效機制才能真正形成推動就業。同時，要擴大稅收優惠形式，廢除不實用的稅收政策，推動間接優惠和直接優惠相結合，在現行的減、免、退稅等直接優惠形式外，配合降低稅率、加速折舊、稅前補虧、延期納稅等間接優惠形式。

　　丁蕓認為，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和落實有賴于政府的決心和權力機關的政策執行力度，因此應強化稅收監督力度，采取多種措施，加大各地稅務機關堅持依法征稅、依法落實稅收優惠政策等方面情況的監督檢查力度，并簡化稅收優惠政策實施程序、細化稅收優惠享受條件，促進政策落實到位，提高政策執行率。同時應當強化稅收宣傳工作，提高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的政策知曉率。健全“誰執法、誰普法”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工作機制，落實普法責任清單制度，提升稅收政策知曉率。

　　張廣通最后表示，支持就業創業的財稅優惠政策不是越多越好，對現有優惠政策要進行全面梳理，既不能代替市場自主調節能力，也不能在政府支持調控方面缺位，還要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也不能忘記稅法的嚴肅性和公平穩定性，能在這個市場與政府、政策與法律、部門與全局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讓相關市場主體真正享受到財稅優惠的好處，助力就業創業工作在“十三五”期間邁出更堅實的步伐，保持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穩定發展的持久活力，財稅部門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