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處于經濟轉軌階段，目前出現的產能過剩不同于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能過剩，既有市場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也有經濟體制缺陷扭曲企業投資行為而導致的產能過剩，需要宏觀政策進行調控治理。

　　記者龐東梅治理產能過剩，需要政策組合拳發力，金融政策無疑是組合拳中的重要一項。國務院日前制定出臺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在涉及金融如何引導、推動重點領域與行業轉型和調整時指出，按照“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對產能過剩行業區分不同情況實施差別化政策。

　　分析人士表示，不搞“一刀切”，區分不同行業產能過剩性質而采取差異化金融政策，不僅有利于從根上促進過剩產能的消化吸收，而且也有利于我國宏觀經濟的走穩和經濟結構的進一步優化。更重要的是，將從源頭上化解產能過剩帶來的潛在金融風險。

　　我國或面臨全面長期性產能過剩

　　在比較完善和健全的市場體制下，在經濟運行的供需動態匹配和調整以及經濟周期性波動過程中，出現生產能力相對需求過剩是一種正常現象。然而，處于經濟轉軌階段的我國，目前出現的產能過剩不同于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能過剩，既有市場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也有經濟體制缺陷扭曲企業投資行為而導致的產能過剩，需要宏觀政策進行調控治理。

　　“當前的產能過剩很可能不同于以往的結構性、短期性過剩，而很可能是全面性、長期性的過剩。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是導致本輪產能過剩的直接原因，并使得本輪產能過剩將呈現長期性的新特征。”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市場與投資研究室副主任江飛濤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此輪產能過剩，制度性因素推波助瀾。江飛濤認為，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土地的模糊產權、銀行預算軟約束以及地方政府干預金融等體制缺陷背景下，地區之間采取投資補貼的形式競爭資本流入，使得企業過度投資以及市場協調供需均衡的機制難以有效運轉，進而導致系統性的產能過剩和經濟波動加劇。

　　當前產能過剩形成因素的復雜性，尤其是制度性因素以及結構調整期間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意味著產能過剩行業難以在短期內供需迅速趨向動態均衡，對我國經濟以及金融領域的影響也非短期，需要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江飛濤告訴記者：“嚴重產能過剩行業往往會面臨劇烈的調整，不利于產業的長期發展，甚至會沖擊金融穩定。”

　　優化信貸資源配置實施差別化金融政策

　　信貸資源配置的優化，在源頭上有助于行業供需關系趨向動態平衡，有利于支持產能過剩行業的自我消化，同時有利于淘汰落后企業和產能、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要實現信貸資源配置的優化，就需要金融機構提高識別能力，對產品有競爭力、有市場、有效益的企業，要繼續給予資金支持；對能夠進行產業整合的企業，采取包括定向開展并購貸款等方式給予支持。為了防范淘汰落后產能的企業和違規項目轉嫁給金融領域的風險，金融機構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區別對待，尤其要嚴禁對違規項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資。

　　我國產能過剩中還存在地方政府干預的現象，包括對金融信貸的影響。除了差別化金融政策，治理產能過剩還需要從體制改革上入手。江飛濤認為，要進一步推動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硬化銀行預算約束，理順地方政府與銀行的關系，通過市場化手段提高企業投資中自有資金的比例，降低企業投資行為中的風險外部化行為；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使利率能真正反映資金的供求關系，使投資者在信貸過程中承擔真實的資金成本與風險成本。

　　商業銀行應積極應對產能過剩帶來的風險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產能過剩下企業銷售不暢，資金就會出現問題，企業債務違約現象增多，商業銀行出現信用風險概率增加。”負債經營是我國制造業企業的普遍發展模式，一旦出現產能過剩，企業很容易把風險轉嫁到金融領域。光伏巨頭無錫尚德的轟然倒塌，9家債權銀行受到拖累。這一案例警醒我們，必須及時化解產能過剩埋伏下的金融風險，阻斷其向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傳導路徑，這關乎我國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

　　去年下半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今年這一情況有所加重。銀監會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0.96%，高于去年四季度的0.95%。業內人士表示，銀行體系不良資產主要集中在產能過剩行業，產能過剩行業風險已經位列今年我國銀行業面臨的四大信用違約風險之一。

　　對于商業銀行來講，必須要主動應戰，積極轉變經營模式，形成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從根本上擺脫“投資—產能過剩”模式帶來的風險干擾。郭田勇認為，產能過剩對銀行帶來的風險雖然需要警惕，但是不能過于悲觀，銀行可以運用資產保全工具來降低風險。面對產能過剩可能誘發的風險，要求商業銀行要做好項目審批，確認抵押質押物的審核和做實企業還款來源，提高甄別挑選能力，進一步優化資金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