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8月20日凌晨罕見召集十大金融監管巨頭，商討防止新一輪金融危機的措施，敦促監管機構加快實施《多德—弗蘭克法案》。而就在同一天，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也公布了一項新的金融監管措施——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中美兩國同日開啟金融聯合式監管實踐，著實耐人尋味。

　　進入第二任期的奧巴馬，愈發重視美國金融系統的風險。他在多次演講中均強調，“必須非常小心謹慎，避免金融危機重演。”誰也不能保證美國和世界不會發生新一輪金融危機。五年前的那場金融危機驚心動魄的畫面依然歷歷在目：2008年9月18日上午11時，美聯儲發現，貨幣市場中高達5500億美元的資金在不到兩小時內就被國際投資人“電子擠兌”，美聯儲緊急注入1050億美元，依然無力阻止資金狂逃。如果不采取斷然措施，到下午兩點，貨幣市場中的3.5萬億美元有被全部擠兌的危險，那意味著24小時之內，世界金融系統將徹底癱瘓。最后，財政部長保爾森毅然動用了匯率穩定基金給貨幣市場基金做了擔保，才算阻止了貨幣市場基金的全面崩盤。但美國金融體系還是被炸了一個大口子，美國經濟步入了長達數年的寒冬期。

　　奧巴馬上臺之后，面對小布什政府留下的一團亂麻，一方面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國金融業的惡化趨勢，另一方面適時公布了以監管改革為核心的金融體系改革方案，試圖從機構、市場、消費者保護和國際合作等多個層面，全面強化美國的金融監管，特別是通過將美聯儲打造成“系統風險監管者”、設立全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機構監管金融消費產品以及監管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等革命性舉措，力圖對美國現有金融制度進行換血式改革。

　　眾所周知，過去，正是由于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的縱容，花旗、高盛、大小摩以及大大小小的對沖基金才敢于利用他們對金融信息的壟斷，運用他們所掌握的復雜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場興風作浪。如今，奧巴馬要求監管機構加快實施《多德-弗蘭克法案》，旨在對規模高達600萬億美元的互換市場實施監管。要求銀行和其他交易機構必須開始審視自己的交易以決定自己是否會被視為“互換交易商”，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規定，“互換交易商”將面臨嚴格的資本金和抵押標準要求，這一法案把這個熱衷于“私下交易”的行業帶入更透明的新時代。盡管要做到真正的監管到位，說易行難。美國啟動大金融時代的聯合監管，既有防范金融危機的戰略考慮，也是為了修復因受危機沖擊而大大受損的金融競爭力，進而恢復人們對美國經濟前景的信心，確保美國相對于中國等主要競爭對手的金融優勢。

　　對中國而言，金融創新固然是促進金融發展的重要推手，但在愈來愈不確定的大金融時代里，即便是由于偶然事件觸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其帶來的風險成本亦有可能是天量的。中國亟需從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高度將經濟增長、貨幣政策、匯率制度改革、國際資本流動管制和金融業的開放創新作為整體通盤考慮，全面構筑立體化的監管預警體系。

　　以筆者之見，某種程度上不妨說，國內目前的金融政策是在強化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無風險套利機制，使得外資在此機制下相對自由流動，尋求套利空間。而金融調控的空間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沖銷成本的日益增加、資產價格的膨脹和巨額熱錢流入等已顯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風險。如果人民幣匯率持續大幅度升值，則資本流動的逆轉、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匯率和熱錢的風險也將大增，倘若沒有足夠有效的防范措施，后果實難預料。

　　中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與相對滯后的金融監管已形成巨大反差：一方面，包括信托、理財、互聯網金融在內的新金融的發展需要監管邊界的相應延伸，但監管措施顯然尚未配套跟進，日漸擴大的監管灰色地帶亟需相應的監管政策覆蓋；另一方面，作為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國有大銀行，其公司治理改革與市場要求相距甚遠，甚至利用其在政府與市場中盤根錯節的關系紐帶，影響銀行業改革的進程與路徑，降低政府對銀行規制的取向，進而形成阻礙金融改革的強大利益集團。如何強化對其行為監管，也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

　　為了防范金融危機，我國亟須在構筑金融領域的市場體系和金融市場的內部開放機制這兩道金融安全體系防火墻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風險預警與管控能力。盡快改變金融分業監管的局面，強化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建立健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保險市場有機結合、協調發展的機制，維護金融運行和金融市場的整體穩定，警惕國際資本制造金融危機。